人民网北京10月6日专电 10月5日上午，我国部分史学家、宗教学专家在京举行座谈，批驳梵蒂冈利用“封圣”反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以及中国宗教杂志社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二十多人参加了座谈会。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主持了座谈会。他说，首都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举行集会，对梵蒂冈10月1日借封圣为名，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辩护、翻案，向中国人民挑衅的行径，表示极大的义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任何人也否定和抹杀不了的。曾经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压迫的中国人民有权利要求梵蒂冈对历史上对中国人民所犯的错误作真正的忏悔。

　　谎言决不能改变历史的面目

　　著名史学家、人民大学教授戴逸先生说，外国传教士是在鸦片战争中跟着侵略军大批涌进中国的，外国的侵略和传教事业密切结合成为一体。当年的传教就是侵略活动的一部分，侵略军为传教士活动铺平了道路，而传教士又是外国侵略军的向导和工具。大量事实说明，历史上外国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为其收集情报、出谋划策，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并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与的种种特权。传教士到中国来以战胜者、特权者的姿态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他们抢劫奸淫、草菅人命、霸占土地、包揽词讼，做尽了坏事。正因为教会势力已经成为长在中国社会身上的毒瘤，随时随地都有民教冲突爆发，所以19世纪下半期教案斗争的本质是侵略势力与反抗势力的矛盾，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意识的初步觉醒，而义和团运动是这种矛盾斗争的高潮。帝国主义诬蔑义和团杀人是仇恨欧洲文明。要说杀人，传教士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法国主教樊国梁在北京北堂聚集了三千名教徒，都是全付武装，用枪炮对付手无寸铁的义和团，屠杀了许多义和团和平民。樊国梁曾说，“我手上掌握许多义和团头目的名单，而且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在他的指引下，大批义和团成员被逮捕，很多人用刑罚让他们招认，然后五花大绑用白头绳拴住辫子，70%的或活埋或绞死或枪毙，其他的人用重金赎走。被枪毙的人送到德胜门外大市口万人坑里。这次封圣活动中120人中有86人死于义和团运动，但义和团运动中八国联军和教士屠杀的中国人何止86个，有千千万万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世界上一切正直有良知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今天梵蒂冈为他们涂脂抹粉，封他们为“圣人”，这是故意向中国人民挑衅、示威，这种谎言决不能改变历史的面貌，只能暴露他们的虚伪和心虚。21世纪到来了，中国不再是19世纪软弱可欺的中国，奉告梵蒂冈睁眼看看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我们有力量和决心保卫国家的安定和民族的尊严，一切歪曲历史、颠倒黑白、诬蔑中国和12亿人民为敌的企图，都将遭到可耻、失败的下场！

　　翻历史铁案是徒劳的

　　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汝丰教授说，梵蒂冈不顾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肆意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搞了一幕所谓封圣的丑恶表演，将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在中国横行不法、劣迹斑斑、犯下各种罪行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封为所谓圣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其敌视中国人民的嘴脸暴露无遗。今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60周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40周年，也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100周年。梵蒂冈以为演出这一幕丑剧就可以为已是世所公认的历史铁案翻案，这是徒劳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来华的外国教会及传教士的罪恶活动是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紧密联系的。这些作恶多端的传教士需要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支持和保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需要教会势力为其帮凶。很多外国传教士因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在中国的城市乡村、甚至穷乡僻壤无恶不作，成为一方的恶霸，强占农田、私设公堂、经营非法贸易，甚至生活糜烂。有的传教士还在教堂设置堡垒、组织武装。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甫马赖由于作恶多端、罪行累累，被广西西林县知事依法处死，爆发了“西林教案”，法国借此勾结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把罪有应得的罪犯说成是无辜的受害者，掩盖罪行、美化侵略是西方殖民史观的本质特征之一，这是西方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如今我们又看到梵蒂冈把这样一个侵略者的帮凶封为“圣人”，唱出了与一个世纪前帝国主义侵略者一模一样的调子，其逻辑如出一辙，其罪恶用心昭然若揭。在西方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充当了侵略势力的急先锋，参与了西方殖民侵略势力的各种罪恶活动，任何“慈善”的外衣、“圣洁”的面纱，都掩盖不了其真实面目。现在梵蒂冈不但不对这段历史中的种种罪行有所忏悔，反而变本加厉，把那些对中国人民犯有罪行的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封为“圣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和挑衅，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和嘲讽，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梵蒂冈自以为得计，却实则完全暴露了其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

　　不是要皈依上帝，而是要皈依“西帝”

　　人民大学教授程萧说，在1840年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基督教传入中国是一场十字架追随军旗的强行介入，是教会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文化征服。来华的各天主教修会或外方传教会，是按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主教区的；各主教区内，又有以主教座堂、总司铎区到司铎区的模拟中国各级政权结构的组织系统，许多教堂都是拥有武装的地主庄园，从而同中国的政治机构相对峙。一些著名的传教士相继在他们的驻华公使用权支持下取得了清朝官员的品级和顶戴，教会上下级来往的汉字公文采用清王朝各衙门通用的官方格式。这种种现象表明了西方列强在宗教事业上的双重标准：他们在本国避免宗教干预政务，而在中国，则积极支持受他们保护的教会支配政治。在华的天主教会还热衷于招纳中国社会上的各种越轨之徒，如盗匪和民间教派分子。因为这些人具有虔诚的信徒所缺乏的反社会的能量，而且往往成批地加入教会。教会还通过干预诉讼等方式来支配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传教士往往热衷于打官司，依仗其在公使支持下的胜诉来支配地方行政。在十字架和炮舰并进的历史背景下，西方传教士中即使属于温和与圆通的一派，也无不怀有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傲慢，实施着异乎寻常的、以摧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原生文化为宗旨的文化征服，达到所谓的“中华归主”。而这一目标正如章太炎所言，不是要中国人皈依上帝，而是皈依“西帝”。正是这样的历史逻辑，才迫使本来对各种外来的宗教信仰相当宽容的中国人民卷进了反洋教的斗争，产生了义和团。连当时的一些法国议员都说，中国的义和团是驱逐“情同海盗”的传教士的正义行为，如果中国的和尚来到法国，如传教士之行为，那么法兰西的爱国者将都会成为义和拳。当年在中国发生的大量教案及其汇合而成的义和团运动，不是什么宗教信仰的冲突，或对传教士的残酷迫害，这是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在中国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激荡，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教会联合侵略引起了中国军民的大面积的反抗。

　　鸦片、炮舰、传教士是西方列强侵华的三部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师渠说，西方教会势力在近代中国的拓展，不是一个单纯的和平的文化传播过程，相反，由于它甘心为西方殖民主义侵华政策服务，其在中国的拓展，便成了一个充满着丑陋暴行和伪善的不光彩的文化侵略过程。鸦片、炮舰、传教士是西方列强侵华的三部曲。十字架与炮舰互为表里，相互为用，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外扩张的基本政策。基督教来华的传教士从总体上看，是自觉地服务于各国的殖民政策，充当了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传教士宣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势力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在中国是拓展了，但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是什么上帝的福音，而是殖民主义侵略无穷的灾难。传教士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股恶势力。到19世纪末，外国传教士在华人数已多达三千余人，其建教区40个，教会堂60多个，发展教徒80多万人。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横行乡里，包揽词讼，强占田产，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法国传教士马赖擅自潜入广西西部传教，劣迹斑斑。他违反天主教的戒律，利用做弥撒的机会，一再诱奸女教徒。意大利传教士郭西德在陕西燕子砭地区传教，同样无恶不作。他霸占民田，枪人财产，强迫教民给教会交租、服役。规定教民的女儿出嫁前须到教堂去“领洗”，实际上是要求西欧中世纪曾有过的“初夜权”，他趁机奸淫许多妇女。传教士为非作歹，激起极大的愤慨。在义和团中曾出现过一个著名的揭帖，其中说，“天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的天”。农民把教堂视作自己一切苦难的根源，全国各地教案此起彼伏。

　　在帝国主义侵华中，传教士不仅为非作歹，而且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无视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鼓吹瓜分中国，而且他们还直接参与了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罪恶活动。现在，梵蒂冈却封圣这些罪人，这是对历史的无耻歪曲，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不是“圣人”是恶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庄建平说，梵蒂冈无视中国的尊严，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竟然对在侵华战争中失去性命的来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大加褒奖、册封为“圣人”。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华活动，必然激起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公愤。事实胜于雄辩。来华的传教士不是传播文明，而是殖民主义瓜分中国的帮凶；他们不是“圣人”，而是恶徒。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依靠帝国主义列强的枪炮舰队重新涌进中国。起初在沿海港口地区传教，后来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传教士的活动遍布中国各地。从沿海口岸到内地城乡，到处教堂林立，教士横行不法。外国教会在其中扮演了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急先锋。他们认为，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手中”，“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要用“基督教占领中国”，要“中华归主”。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民反殖民斗争遍及城乡。参与反殖民斗争的人士遍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几百起教案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维护中国主权的问题。教案发生的原因，说明被中国民众杀死的传教士是横行乡里、凌虐百姓、霸占田产、奸污抢掠、无恶不作的恶徒，而决不是什么“圣人”。

　　不光彩的历史记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方说，梵蒂冈为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中，因违法或作恶多端受到惩罚而死去的一些人“封圣”，是对12亿中国人民民族感情、民族尊严的严重伤害，侵犯了中国国家神圣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尊严。梵蒂冈在历史上留下大量无法否认的不光彩记录，他们不得不为科学家伽利略平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教廷的亲法西斯倾向，对犹太人被大屠杀保持沉默，已遭到世界爱好正义和和平的人们的谴责。教廷对此已有忏悔，但对于我国抗日战争时承认伪满洲国的事却避而不谈。这次封圣更是对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反帝反侵略斗争的轻侮。面对21世纪强大、独立、繁荣的中国，梵蒂冈教廷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在处理有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事务时，首先要学会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

　　外国教会入侵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陈月清教授说，义和团爱国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极其复杂、深远的原因。甲午战后，备受日军蹂躏的山东人民，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首当其冲。列强疯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清政府的无情搜刮，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已逐渐把人民逼到死亡线上。特别是洋教猖獗，教案频繁，地方官又不能秉公持平办理，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苦不堪言的广大群众义愤的怒火愈燃愈烈。陈教授列举了在山东的传教士及教会对中国人民干的坏事，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是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的。义和团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以反对外国教会为主要形式，这是因为外国教会的入侵和劣行，是促使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任延黎指出，中国近代史上，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播是与中华民族遭受欺压的屈辱密不可分的。但是，人们很少听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核心机构罗马教廷对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恶行进行反省和检讨，也未见到罗马教廷对在各种教案中死伤的中国民众予以怜悯的文字。相反，最近罗马教廷册封自礼义之争至1930年在中国“致命”的120位欧洲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为“圣人”，这种无视历史的做法，是对中华民族感情的严重伤害。在这些“圣人”中，有违反清政府禁令潜入福建传教被法办的5位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有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法国神甫马赖；有在贵阳教案中怂恿教徒对抗地方政府的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有在燕子砭教案中因歧视百姓引起民教冲突被百姓处死的意大利传教士郭西德。事实上，罗马教廷伤害中国人民的事件并不止一两件。在抗日战争时期，罗马教廷驻华公使蔡宁要中国教徒保持“不偏不倚”的所谓超然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与17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梵蒂冈却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仍然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1980年以来，教皇曾经多次表示愿意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但现在又册封一些在近代史上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劣徒为圣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启示我们，罗马天主教会当局只有学会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国家法律和民族感情，才谈得上与我国建立和发展建设性的关系。

　　梵蒂冈反华的政治立场没有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冯今源说，梵蒂冈反华非自今日始。历史上的梵蒂冈一直在与中国人民为敌。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他们置当时中国政府的禁令于不顾，潜入中国各地，进行非法传教。干涉中国礼仪，蔑视中国文化。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他们充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梵蒂冈于1934年初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梵蒂冈又支持蒋介石反共打内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发起反帝爱国运动，梵蒂冈又不断干涉我国内政，鼓励天主教徒反对政府。凡种种恶劣行径，充分说明梵蒂冈一直反华反共，反对中国人民，干涉中国内政，敌视新中国。这次所谓封圣事，再一次说明梵蒂冈反华的政治立场没有改变。企图翻历史的旧案，为殖民主义侵华招魂。这是对中国主权、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中国人民是绝不会以放弃原则、放弃主权为代价的。中国天主教会必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走下去。

　　历史不容歪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段琪说，基督宗教第四次传入是靠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的大门的。从一开始一些外国传教士就充当了殖民主义者推行侵略政策的有力工具和开路先锋。来华传教士中不少人往往以战胜国的公民自居，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是愚昧无知的，中国文化是异教文化，不可取，企图用西方文化全面征服中国文化。有些传教士还不尊重中国的法律，私自深入到中国法令不允许的地方传教。他们依仗不平等条约，做尽坏事。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被八国联军屠杀镇压的义和团人士则“为数实倍蓰于遇害的教民”。事后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加上利息，如要全部还清，则高达九亿八千万两。这哪里有正义可言！梵蒂冈不仅不对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作反省与忏悔，反而在中国人民受伤的心灵上抹盐，公然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这是中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所谓“封圣”是逆历史潮流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卓新平说，自“礼仪之争”以来，罗马天主教会采取了不认同中国文化、对抗中国政府及其法令的在华传教方针，由此长期处于与中国的对抗状态之中。在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在中国实行殖民化的过程中，罗马天主教会站在西方列强一边，直接充当了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华的帮凶，其利用不平等条约在华取得的传教特权本身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对中国人民人权的侵犯。这一段历史，梵蒂冈本应该在今天认真反省、检讨，向中国人民忏悔、认错，以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尊重历史事实，用实际行动来改善中梵关系，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走上一条改“对抗”为“对话”的全新道路。然而，梵蒂冈却以所谓“封圣”之举而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而为，从而在不检讨其历史错误的同时又犯下了新的历史错误。梵蒂冈“封圣”之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慨，我们社会科学界人士坚持拥护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发言人的谈话，坚决谴责梵蒂冈无视中国主权、违背历史事实、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所谓“封圣”活动。 梵蒂冈所谓“封圣”之举乃是其对华关系上所犯的一个新的严重的历史错误： 其一，所谓“封圣”之举是梵蒂冈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近代侵华历史及其不光彩角色的肯定，是对中国人民“人权”的极大伤害。其二，所谓“封圣”之举是梵蒂冈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它以所谓接受台湾天主教主教团的提议而搞的“封圣”无视中国主权、无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意愿的错误行为，是对中国统一事业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其三，所谓“封圣”之举是梵蒂冈不尊重中国天主教会，不尊重中国广大天主教徒的错误行为。其做法本身乃违背了天主教会的有关原则和传统，使其与中国天主教的关系蒙上了新的阴影，也使罗马天主教自身在华的形象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其“封圣”之举乃是对天主教自身的损害，是对天主教会在中国发展造成新的障碍和破坏。 在世纪之交，梵蒂冈曾向全世界对其历史错误表示忏悔、道歉，但却不向中国人民正式忏悔、道歉，其对自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极不光彩的经历的袒护、遮掩是极不明智、极端错误之举。我们奉劝梵蒂冈尊重历史事实，对其历史上的错误认真反省、认错，不要再走与中国对抗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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