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9日电 最近一个时期，北京市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展览、上海拍摄的电影《生死抉择》、深圳征集的反腐倡廉公益广告，几乎同时轰动大江南北。胡长清、成克杰等相继被依法严惩，更令国人拍手称快。反腐败，这一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肃政治斗争，再次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联系到党的十五大以来全国从严治党、惩处腐败的实际，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理解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进一步坚定了使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的信心和决心。

　　“刑一恶而万民悦”，廉政风雷震九州

　　腐败，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反腐败，中国历朝、世界各国政府都曾三令五申，然而总是禁而不止。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决心从来就坚定不移。党内第一份反腐败文件诞生于1926年，即《关于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由毛泽东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中规定：贪污500元，死刑。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警惕和预防在“糖衣裹着的炮弹”前打败仗。1952年，天津地委的刘青山和张子善因为贪污被处以极刑。此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把反腐倡廉作为治党立国的根本。胡建学、陈希同等一个个蛀虫被清除出党、绳之以法。

　　江泽民总书记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一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尖锐指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在今年召开的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他说：“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决不能视而不见，讳疾忌医，而应该坚决纠偏补弊，激浊扬清，认真加以解决。”

　　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腐败现象久除不尽、甚至愈演愈烈的新问题，党的十五大明确要求：力争在5年内，使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效。

　　在十五大召开后的近3年时间里，全党、全国反腐败的力度明显加大。其重要标志之一，是查办的大案要案增多。这是最具威慑力的一种手段，也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突破口。

　　据统计，199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结案件12万多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3970人，地(厅)级干部292人，省(部)级以上干部12人。

　　199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结案件13万多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4092人，地(厅)级干部327人，省(部)级干部17人。

　　其中，典型的大案要案主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飞严重以权谋私案，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姜殿武违纪违法案，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违纪违法案，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贪污公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以权谋私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索贿、受贿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副董事长金德琴利用职权侵吞巨额公款案，广东省湛江市特大走私、受贿案，大庆市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案等。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对腐败分子的严厉惩处，如风暴，如雷霆，纯洁了干部队伍，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有力地振奋了党心民心。

　　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吴玉良认为，我们党反腐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这一腐败现象易发高发的特殊时期，当前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但是，无论情况怎样变化，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更无论腐败分子怎样变换方式，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决心恒定如一。无论是谁，无论权力多大，也无论地位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该撤的撤，该抓的抓，该杀的杀，绝不容情，毫不手软。

　　与查办案同时，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也不断强化并取得成效。在三项重点工作全面推进的基础上，反腐败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战略上总体规划，战术上分阶段部署，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积小胜为大胜的工作路数更加清晰；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更加完善……总而言之，党的十五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呈现出向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

　　因为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因为查处的案件增多，个别干部群众就认为“腐败越反越多”。对此，有关专家分析说，廉政风雷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但腐败现象并未因为打击而禁绝，甚至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变本加厉。然而，这决不是查处造成的，反而正说明继续从严查处的必要性。事实上，近两年当年顶风作案的呈降低趋势，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多是前些年形成的。不能因果颠倒，动摇反腐倡廉的决心。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

　　勿庸讳言，改革在深入推进，发展在持续加快，而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不协调和不到位，都为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提供可能。

　　“通过深化改革，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这一要求，全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由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新阶段。通过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深化改革，加大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一些积累多年、社会反映强烈的深层次问题得以整治和解决。

　　——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1998年7月，党中央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所办的经营性企业一律彻底脱钩。这一决策现已完成。

　　——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脱钩。1998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决定：中央党政机关必须在1998年年底前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完全脱钩，不再直接管理企业。1999年，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也开始与所办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

　　——推出政府对国企管理方式、缉私体制、金融体制等三项重大体制改革。向国有大型企业派驻稽察特派员、建立国家缉私警察队伍、人民银行实行垂直管理等重大举措的施行，改变了旧有的体制，堵塞了漏洞。

　　——公检法工商四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1998年，中央决定首先对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等四部门的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随后，其他执收执罚部门也都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

　　——建立健全有形建筑市场，加强对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建立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工程发包承包制度。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市)级以上城市建立了有形建筑市场。按规定应实行公开招标投标的工程项目，大都纳入了有形建筑市场进行招标投标。较早实行此项改革的苏州市，1998年这一领域新发生案件比1996年下降了8 5.7%，1999年建设工程项目的报建率和招投标率继续保持了两个百分之百。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干部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前公示及推荐责任制等作法，在各地各部门逐步推广。不久前出台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使这方面的改革走上快车道，对根治用人上的腐败行为将发挥巨大作用。

　　另外，实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会计委派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及领导干部用车、住房等福利待遇货币化试点也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实践表明，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强化管理，从源头上防止权力不正当运用，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治本之策。如果说查办好似“扬汤止沸”，那么体制改革就是“釜底抽薪”。

　　古今中外的腐败行为，表现形态主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力高度集中，又缺乏监督制约，必然产生腐败。

　　“从成克杰、胡长清等大案可以看出，腐败都与行政审批权有关。他们滥用权力，个人违规批土地、批贷款、批建设工程项目等，从中收取巨额贿赂，走上犯罪道路。”吴玉良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些地方包揽的行政审批事项多达三四千项，简直到了“干什么都要审批”的程度。这一制度不仅造成低效率，而且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非改革不行。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再次走在全国前列。1999年3月，《深圳市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正式实施，政府部门(单位)审批事项由原来的723项减少为305项，核准事项由原来的368项减少为323项。他们的改革思路是：该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坚决取消；对需要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可以运用市场机制来运作的，一定通过招标、拍卖等市场手段来处理；对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的项目，尤其是那些容易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项目的行政审批权力，必须进行合理分解，并加强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防止少数人权力过分集中又缺乏内部监督、搞暗箱操作的弊端。

　　深圳市的作法得到中央纪委的肯定，开始在全国推广。今年4月，北京市宣布将现行的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精减41.7%，向依法行政、廉洁高效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与体制改革同时，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得以切实的强化。村务公开制度在大部分农村初步建立，厂务公开、政务公开制度在北京、天津、辽宁、广西等地进行试点，民主评议领导干部、政府职能部门、行业作风等工作正在不少地区和部门推行，舆论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以及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以保证权力部门廉政勤政、全社会政通人和。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抵御一切诱惑

　　“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腐化堕落，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归根结底还是自身的理想信念出了问题。”监察部行政监察理论研究所所长滕少华说，“精神支柱动摇了，私欲膨胀，必然抵御不了种种现实的诱惑。”

　　结合近年查处的案件，滕少华分析了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的几种类型：自己认为政治前途到头了，升不上去了；感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为下台准备退路、后路；社会、家庭或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之对党和社会主义命运产生怀疑；混进干部队伍，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信仰。

　　滕少华说，党的十五大提出反腐败“教育是基础”。要通过有效的教育，帮助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过好权力关、金钱关、女色关。有没有理想信念，是检验一个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关键。能不能过好“三关”，是对每一个党员干部的严峻考验。

　　经不住考验而身败名裂的党员干部，成为镜鉴，成为反面教材。当前，一场利用胡长清、成克杰等重大典型案件进行警示教育的活动正在全国展开。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对照检查，深刻反思，用理想信念的灿烂阳光去杀灭私欲的病毒。

　　河北省某市一位年轻的副市长谈到，我们要像古人说的那样“见贤思齐焉，见不肖而内自省”，时刻用反面典型警醒自己“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他还谈到了自己在“人情关”面前的困惑和选择：逢年过节，他感到最头疼的是拒礼退贿，处理不好，既伤“人情”，又丢“选票”。但他“宁愿丢选票，也不能得‘传票’”。

　　在胡长清曾工作过的江西省，党员干部的感触更为深切。“胡长清的恶劣品行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这说明加强干部思想教育一刻不能放松。”瑞金市市长肖毅说，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要坚定理想信念，自觉置身于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形象。

　　北京市400多名国有企业党政一把手日前上了一堂特殊党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程世峨以30个因贪财、贪色、贪权、贪利而犯罪的企业负责人为例子，做廉洁自律专题报告。与会者表示，要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正确对待荣誉和成绩，牢固树立思想道德防线，耐得住艰苦，管得住小节，挡得住诱惑。

　　北京市的一些部门和单位还组织党员干部参观“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展览。一位干部在留言簿上写道：“铲除腐败，民心所向。慎独自律，警钟长鸣。”

　　在这次警示教育之前，于1998年底开始、正向纵深发展的“三讲”教育，极大地促进了干部队伍理论水平、领导水平、执政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增强，促进了党风、政风的根本好转。

　　立足于教育，防范于前，惩戒于后。中纪委常委祁培文说，我们既要设置党纪国法防线，对那些触犯党纪国法的必须惩处，又要设置道德防线，对干部及时提醒、打招呼，把关口前移，防微杜渐，使更多的干部不至于滑向违法乱纪的泥潭。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党能够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也一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人民的支持克服腐败现象。”这是党心所向。这是民心所愿。记者 王树成 冯瑛冰 翟伟

【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相关链接 李鹏说，加强人大监督是从制度上反腐的重要举措 (2000/09/29 09:15) 广州新白云机场推出工程反腐活动 (2000/09/26 13:30) 今日杂文：反腐败也不能靠“救世主”。 (2000/09/24 11:26) 评论：青海考生杨颖之死与阿Q式的反腐败 (2000/09/21 09:29) 长篇特写：向中南海进谏的反腐斗士(附图) (2000/09/20 10:52)

新浪推荐：定制您关心的新闻，请来我的新浪。 新浪招聘网站 《音像世界》第9期 新浪奥运有奖竞猜 网上购买大幅奥运精彩图片 支持奥运，网上签名！ 奥运文化弹 十一旅游征友 最新聊天室：E网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