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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今天在B版推出“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特刊”。其中有一组人物专访，主人公的名字都叫“抗美”或“援朝”。而本报记者寻找“抗美”“援朝”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 政法记者挖出“坚料”全城百二“抗美援朝” 策划“纪念特刊”时，为求证羊城究竟有多少人大号为“抗美”“援朝”，跑公安线的记者郑杰便连日多次出入市公安局，“上班”两三天，一番周折，广州市公安局常住人口管理科终于为本报提供了一组权威数据：600多万羊城居民中，共有71个“抗美”，49个“援朝”。 读者群中抠出四人广州两个探访未成 报社令记者从速采访这批“大号”充满着时代特色的人士。但，警方要保护公民私隐而“严守秘密”，对这批遍布于全市大街小巷的“隐士”们的住址滴水不漏，本报老记们唯有落手落脚往人海里捞针。 “寻亲访友”先从本报政法部“老记”们中开始。 “我同学的妹妹本叫张援朝，但‘文革’中改为‘张援’，算不算一个？” “本报编辑陈朝旋的大名，据说因其父当年从朝鲜战场凯旋而得，不如让她谈谈吧？” 七嘴八舌半天，就是没一个真正叫“抗美”和“援朝”的。老记们不死心，继续苦思冥想…… 有人忽发奇想：“不如找‘中国电信’帮个忙吧，他们的用户中肯定能找得到！”一言惊醒梦中人，马上有人献计：“不如向我们自己的金羊发行公司求助吧，百万订户中肯定有‘抗美’‘援朝’！” 截稿前十几个小时，这次新闻策划“总指挥”———社委陈心宇一槌定音：就这么定吧！ 那厢，金羊发行公司马上出动十几个小姐紧急援助。一番网上搜索，很快，有关数据一目了然：订户中，“抗美”空白；“援朝”却有四个，其中两个“援朝”在惠州、韶关市，广州只有两个。记者赶紧打电话约会羊城“援朝”，电话打通了，可惜，东山“援朝”当晚无法接受采访，另约时间又来不及了，咬咬牙，只好忍痛放弃；再把希望押在芳村“援朝”身上，电话拨通后，谁知对方却说不是“援朝”的家。 漏夜辗转横街窄巷抗美援朝齐齐得访 已是晚上8时了，第二天上午就要交稿，但采访对象仍然“得个零”，一时间，我们急得“扎扎跳”。哈！不料老记们这一“上窜下跳”，惊动了本报要闻部主任张克眉。还在编辑部忙着的张姨忽然一拍脑袋：“有了，我住西关时的老邻居就叫黄抗美，我先生有位初中同班同学叫罗援朝。”哗，“抗美援朝”都齐了，高兴得我们一阵欢呼！ 可是，别高兴得太早！张姨两夫妻齐上阵，马上分别不停拨电话，一联络，不是对方家中话机出了故障，就是找不到老同窗的新居地址———毕竟平日各忙各的，一时半刻忽然要造访，谈何容易？再拖下去，采访计划就要泡汤了。最后，张姨罕有地提出要带着我们文字、摄影记者去“撞一下彩”(碰碰运气)。 第一站：晚上8时许，广州西关逢源北街号6楼黄抗美家——— “抗美”、“抗美”，女主人应声开门，眼前一干陌生客，令她马上警惕地发问：“你地边个？(你们找谁？)”“我是以前住对门的涓涓妈妈啊！”张克眉赶紧打出“暗号”，嘿，昔日的老邻居终于通上电了。热情的女主人赶紧让我们进门落座。因为限时限刻交稿，来不及寒暄，开门见山，记者便赶紧对抗美开始了“查户口”式的快速采访，摄影记者则噼呖啪啦抢拍镜头。嘿，难得黄抗美知无不言，有问必答，实话实说。现场采访三下五除二“搞掂”，记者挖够料要赶下一场了。张姨与老邻居的叙旧唯有留待下回再续了！ 第二站：芳村汾水小区罗援朝家——— 要开车了，竟还没拿到罗援朝的准确住址。张克眉家中那位何老师当晚不知迂回曲折多少线路打探，直到晚上9时许，好不容易才向老婆报出罗家门牌号码。30分钟后，我们的车驶入芳村汾水小区，罗援朝专程在楼梯口等着我们。她家门口挂着晚报红色报箱，忠实读者加上与张克眉同为广州24中学老校友，见面时倍觉亲切，采访起来得心应手，说不完的怀旧往事，伴随着满屋子回荡的欢声笑语。采访结束下楼时，摄影记者邓勃感叹：采访平民百姓时真是轻松、愉快，我们“一不小心”就被感动了。 第三站：当晚10时多，本该鸣金收兵了，汽车要回报社时——— 忽然，张姨一声“且慢”，只见她数数手指头：才采访了一对“抗美援朝”，“群体形象”还出不来，不如再去芳村沙涌一巷找找那位李读者吧。于是，我们的车掉头就往芳村大道驶去，深恐夜深搅客，恨不得马上就到。可是，我们一干人都不熟悉芳村地头，不知问了多少次路，才拐进沙涌一巷。马不停蹄地往一幢楼房上冲，可是，防盗门坏了，三楼另设铁门，一门当关，想上七楼都几难！小区物业处工作人员闻讯赶来一起叫门，也未能如愿。夜深了，我们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沙涌一巷。当晚，我们回到家时，已是零时以后。 此处得来不费功夫那厢忽报又遇一个 这边，我们采编一行正苦叹“有心栽花花不发”，那厢，两位记者却笑称“无心插柳柳成荫”———曾璇采写的张抗美得来全不费功夫。她向民政部门了解有关情况时，广州市越秀区民政局的陈远征科长无意中说了句：“我们这儿有个烈士子弟，嘿，名字还叫张抗美呢！”结果，当晚10时，刚把突患脑血栓的大哥送进医院安顿好的张抗美先生，就在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更出乎意料的是，专刊正编版时，忽然接到记者洪启旺从广州市人大工作会议会场打来的电话：他从嘉宾签名本上发现了一个“汤抗美”！报社领导马上拍板，立即留出版面，并速派出摄影记者赶往现场。很快，这位市人大办公厅副主任被本报记者请出会场外接受采访。 …… 亲爱的读者，凝聚着本报采编人员心血的一组《我们就是“抗美”“援朝”》报道终于如期与大家见面了，也许，为此我们付出的心力和劳力相当于平日同样版面的数倍。但是，无论如何辛苦也值得，因为我们的一切付出，都只是为了让读者们感受到：已经过去50年的抗美援朝，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很近……(文／本报记者董育芳 图／本报记者邓勃 吴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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