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胡泳)

　　“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1999年，一个响亮的口号传遍中国。

　　4月，信息产业部依据1998年各企业销售总额实绩发布新一届电子百强名单，联想集团以176亿元的销售总额 首次荣登榜首，长城、方正亦表现不俗，新入围的15家企业中，有6家是以生产计算机、通信设备为主业的企业。

　　6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国家科技部《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要积 极推进以软件产业、信息服务和信息制造业为代表的特色产业发展；大力促进电子信息、光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新 材料和环保等支柱产业的发展；带动中介服务业、文化体育产业、教育培训产业以及商业、房地产业等相关产业发展，力争在 10年左右把中关村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

　　7月，一只名为“中关村”的股票在深交所隆重在市，尽管它是声名狼藉的“琼民源”的替代物，但联想、方正、四 通的注资，以及“中关村”这场金字招牌所提供的极大的想象空间，还是将股票的开盘价推到了37.58元，给股市带来了 不小的震动。

　　8月，预言中的世界末日没有来临，但中关村沿街低矮而丑陋的小门面房却到了末日，海淀区政府一纸公告，使中关 村赖以成名的旧市场格局就此打破。一场拆迁的“革命”拉开帷幕，范围涉及四海、科苑电子市场等约500家铺面、140 0余家电脑公司，影响到近万人的就业问题。中关村想彻底甩掉“农贸市场”的形象，还有那些在街上每走五步就问行人“软 件要么？游戏、VCD！”的农民兄弟姐妹们。

　　中关村一下子成了社会热点。恰逢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召开，技术创新与高科技发展的意义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 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能否在高新技术及其产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已成为竞争的焦点，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 命脉所在。如果我们认为高科技产业决定了中国的未来，那么，中关村绝对是观察21世纪中国的重要指标。它将和20年前 的深圳、10年前的浦东一样，充当“发动机”，拉动经济实现又一次全新的飞跃。人们期待中关村之于中国就像硅谷之于美 国：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新带领中国进入知识经济的前沿。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1999年是中关村“元年”。

　　中关村距硅谷越来越远--10多年来，中关村与硅谷的距离不是在接近，而是在拉大

　　熟悉中关村发展的人一定会对“1999年为中关村元年”的说法不以为然。他们会反驳说，如果从1980年陈春 先创办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算起，“中国硅谷”已走过了十几年历程，把1999年定为 “元年”，岂不是一笔抹杀了此前的历史？

　　这样说是不错的，但我的本意并不是要篡改历史，而是想让读者从新的时空角度审视历史。

　　“80年代看深圳……”云云，说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个时期，三次选择。“深圳速度”、“浦东奇迹”毫无疑问会 作为中国经济的两个亮点载入史册，而建设中关村则是下个世纪头10年中国最大的一步棋，它昭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但是，这一广泛传播的命题暗含着一个极易被人忽略的疑问，那就是，在80和90年代的时候，中关村在干什么？

　　“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1980年时是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员，“下海”的第一刺激是他到美国考察所看到的硅谷 和128号公路生机勃勃的创业景象。“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 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潜力没有挖出来。”于是，他第一个提出“中国硅谷”的概念，并身体力行开始创业。 有了第一块铺路石，才有了1983年的科海和京海、1984年的四通与信通，“两通两海”奠定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的基础。

　　今天，“两通两海”中的四通公司，由2万元借款起家，15年中发展成为拥有10亿元净资产、52个联营企业的 大型跨国集团，1998年利润超亿元，“中国硅谷”的梦想似乎在变成现实。

　　但现实总比梦想更寒冷。7月6日，在四通召开的产权改革研讨会上，经济学家吴敬琏犀利地指出，10多年前就要 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的硅谷，但现在与硅谷的距离不是接近了，而是拉大了。“我们可以看看这10多年整个高新技术产业在全 世界的发展。现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排名，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名是日本，第三名是我国台湾地区，台湾那时是什么状况？ 第四名是韩国，即使是韩国那时比我们也还相形见绌。而现在我们排在第几名？”

　　四通领导人段永基在谈到中关村时言辞也同样尖锐：“有关中关村的辉煌已经说得太多，但是中关村达到它应达到的 水平了吗？我想结论是否定的。硅谷的技术人员总数是30万，台湾地区的新竹是8万，中关村是50万。在创造的全球性领 先科技方面，硅谷有很多，新竹也有一些，中关村没有。所涌现出的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性企业，硅谷很多，新竹也有，中关 村是零，对所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推动力，硅谷是公认的带动美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火车头，新竹在台湾地区经济 抵御亚洲金融风暴中功不可没，中关村呢？纵向比，跟自己比，我们可以很自豪，但是横向比，跟别人比，我们差距很明显。 ”

　　不必跟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比，让我们就软件业的发展同印度比一比。80年代初，国内计算机应用尚处于 起步阶段，除屈指可数的中、小型机外，微机还未进入中国大陆，而国际软件市场已有几百亿美元的产值，根据这种情况，将 软件产业立足于国内大陆市场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家科委明确提出“立足于国际市场，发展软件出口，建立软件产业”的方 针。几乎与此同时，印度拉-甘地提出了“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目的也是从软件出口着手建立自己的软 件产业。十几年过去了，印度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最可靠的软件供应国，据印度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截止到1999年3月的 财政年度内，印度软件出口突破25亿美元；而中国大陆呢？来自海关的统计数字表明，截止到1998年底，软件出口额仅 为1亿美元。我们和印度最初提出的方针和基本思路几乎完全一样，但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

　　我不想详细引用有关我们高科技产业和科技水平的数据来证明我们处盛世而践危地，其实，想了解我们的科技竞争力 的真实情况，只要走进中关村就会获得答案。“ 第一次进村的感受可用‘惊诧不已’来形容。因为在我心目中，电脑这种高 科技的东西，总是与高楼大厦、窗明几净等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怎么也没想到那儿的电子配套市场竟像个农村的大集--里面 光线昏暗，摊位林立，嘈嘈杂杂……”“中关村有高科技，而且技术含量很高，其中包括：‘软件游戏要吗？’‘VCD要吗 ？”‘身份证要吗？’‘毕业证要吗？’这是多么高的技术呀！”“我们没有软件业，软件作坊倒是有不少，一个规范化、成 体系的软件工业不是几个大大小小的作坊能够凑出来的，可这里大多数人还只是作坊式的思路。…‘中关村是风筝，线在外国 人手中，不是飞不高，就是掉下来。”

　　这些网上的言论固然尖锐，但却比我们读过的太多的粉饰太平的包装文字要有用得多。至少，它们促使国人质疑这样 一个问题：10多年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飞跃发展时，中关村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