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文章，讲“‘领导批条’不是领导批示”，认为“推进依法治国应从杜绝‘领导批条’开始”。

　　我知道作者的苦心，将领导关于某事情所写的三言两语区分为“批示”和“批条”，以利于杜绝“对领导个人给 面子”的批条“狠抓落实”，而只落实那些属于“公文”、“呈报有程序，传达有范围，落实有要求”的“批示”。然而我又 难于想象为什么把“批示”与批条区分开来了，便能推进“依法治国”。

　　区分“批示”与批条，有什么依据呢？就算真是“为公”而批字，又与“依法治国”有什么相干？例如五六十年 代，据一些人的回忆和怀念来看，政治风气是十分清正的，那时候的批示大抵要以“为公”为主的了，却分明是人治的天下， 不说没有“法治”，就是“法制”也未必有。

　　一般而言，领导对下级的请示作出批示，属于正当的行政行为，但争议之点在于，现在一些领导批示的，实际上 是行政权批到了司法权的界域。

　　例如我常看到一些原本简简单单的案件，不能得到依法判决，而幸亏当事人冤情太大，又有着秋菊一样的恒心， 于是层层上告，此时往往又幸亏得到新闻界的帮助，再幸亏有了领导批示，于是便有了公正判决的机会。有时，领导“早有批 示”，有关部门顶着不办，接着又有更大、更多的领导来批示，最终案件办完，人们便欢呼“法律的胜利”，欣然于“正义总 能战胜邪恶”，陶醉于“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可是，从这里面，我读到的却总是一个又一个“幸亏”，幸亏有此 ，幸亏有彼，哪怕缺了一个幸亏，所谓“法律的胜利”便无着落。

　　这种状况，与“法治”的精神有什么共通之处呢？法律并没有改变，事实并没有改变，只因为批示之有无，以及 批示者地位之高下，事情便有了不同的结果。假如这就算“法律得胜”，假如这便是“依法治国”，我不知法治与人治之区别 又何所在了。

　　法治，要将法律之施行建立在不依任何个人好恶而改变的基础之上。没有批示，案件就不能得到依法判决；没有 批示，人们就冲不破人情案、关系案、地方保护主义的罗网，这是无可置疑的“人治”。有了批示，事情就得到了依法解决， 于某一个具体事情来看，固然令人欣慰，但批示总是有限，而社会事务无穷，如此一想，就一点欣慰都没有了。

　　不凭法律凭批示，同样是人治的一种，不是依法治国。它可能生产出一些当代包公的佳话，但越是如此越不能使 人们对法治产生真正的景仰。行政权力干预下的法律胜利，并非法治的胜利，而是人治的胜利。(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