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自己定期阅读的中国青年报《冰点-新闻》专刊(10月21日)上读到了《清华大学：学生给老师打分》 一文。文章说“清华大学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将学生根据教师授课水平回答的《课程评估问卷》输入网络，其中一项就是由学 生直接对教师评出的分数。此项措施旨在于“正学风，先正教风”，用“一个公开的监督机制，以检验教师的工作态度和教学 水平，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将竞争机制引进讲台。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80年前在他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业》中谈论学术的外部环境时曾说，大学教师 中想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任务的双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 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的教师……目前的事实是，某些纯粹表面的因素，如讲师的性情， 甚至嗓音的感召力，决定着学生是否涌向某位教师，其程度要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大。在获得了还算广泛的经验，又做了冷静 的思考之后，我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感怀疑，尽管这种现象可能难以避免。民主只应当用在适当的地方，而德国大学传统 中所实践的，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对此我们毋须讳言。”

　　两相对照，韦伯所生活的时代里高等教育普遍奉行的精英主义立场与现代社会里高等教育不可避免的大众化趋向 之间的差别，在这里显而易见。我们无法简单地拿韦伯的理论来质疑清华的做法，也不能以清华今天的做法来论证韦伯立场的 守旧。但有时历史的声音与现实的问题，会发生意味深长的碰撞。

　　我不是教育界中人，但工作与高校多有联系。近年来从与教师朋友们较多的交往中得到的一个相对共同的感慨， 就是高校大面积科层化倾向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日益成为干扰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因素之一。

　　记得《南方周末》等传媒曾经公布过中国高校目前管理人员与教学人员之间不相称的悬殊比例，着实令人吃惊。 学院式和专业的管理让位于堂而皇之而名目繁杂的现代管理体制，组织管理与教学自主相互冲突，管理主义的大行其道，在近 年的高校中是一个日趋明显的事实。无疑，这是现代社会科层化进程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关于制度化管理对现代教育的积极作 用，许多教育学论著都有论述，但其所潜藏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思考。

　　1989年教育学者鲍尔(Stephen J.Ball)在《管理学：一种道德技术》一文中就曾尖锐地指 出：现代主宰学校运作的管理主义，体现了福科所说的“权力技术”。管理主义的办学方式把层级监视、齐常化评断(nor malizing judgement)与审查等制度引用到学校的日常运作上，不单形成了对学习者的“规训”，而且“ 评审要量化工作表现”，也使教研人员与学校本身被异化为“一堆可以被描述、计算并能互相比较的数据”。管理学与教育行 政的力量支撑起了无形的监控与审查(参见：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三联版)。

　　如果回到清华的话题上来，从本质上说，在高校教师队伍中推行学生给教师打分、“开课达标证”之类的制度， 把对教育的“效益评估”交付给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群体(尽管不是全部)，它们所反映出的，是对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 力量的过分信任，是高校对管理主义思想的推崇。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助于对高校的管理，但矫枉过正式的对民主性做法 的信任与支持，有时也会泛化、异变成一种僭越规范的干扰性因素：学生在自在的意识上进行对教师的量化性评估，但谁能保 证学生就能真正有效地进行这一事关教师前程的举措？学生能否真正自觉、客观、有效地行使这种权力，不仅取决于学生道德 上的自觉性，而且与学生对教育的理解相关--而这点，学生现有的学识并不能使他们自然拥有这种判断力。

　　举个例子：有过大学经历的人都不会否认，善于插科打诨、要求相对不严的教师更容易赢得他选修课上的人数。 学生们天然地会为自己学习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艰辛与努力做一种辩护、缓和或化解。说得绝对些，畅所欲言的民主评议并不 能成为学生监视教师的通行法则--民主应是一种有所为但有所不为的力量。

　　以1998年的北大百年纪念为契机，近年来书坊间流行起了一些关于旧年高校的书籍，从对这些陈年远事的讲 述中我们不时地感觉到：教学与科研、学问与教授常常是矛盾的一对。许多在现代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学者，在一些学生的回 忆中却远算不上是一个好的教师。辜鸿铭在北大讲英诗，一年下来只讲了六首零十几行；马幼渔讲国文旁征博引，一年只讲完 一篇《庄子-天下篇》；40年代邵循正讲《元史》，一学期也只讲了一个成吉思汗。刘半农开《古声律学》，到期末考试才 知道只有张中行先生一人选修。陈寅恪先生开课到最后也只有几个学生……要以眼下时兴的选修课人数、课时数量来衡量，这 些大师们恐怕都得考虑“下岗”的问题。或许你会反驳说：那只是在以注重个性为特征的文科教育中的事实，而清华是以理工 为主的高校，它的教育更需要严格、系统与规范。这当然是个理儿，但是，在管理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对任何一类教师的 异化都是相同的：毫无个性的教育“令教师变成异化的技工”(鲍尔)，结果“克隆”出一些“单向度的人”。这在大学精神 日渐式微的今天，已经凸显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了。蔡元培先生曾以切身之感表达过一种真正的现代教育理念：“教育是农 业，而不是工业。”将以高效、实用、操控为目的工业式管理经验延伸到教育领域，肯定是一种越位。

　　再从另一方面来看，近年来许多高校为了防止埋没一些有着一技之长、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但高考分数上不了录 取线的特殊学生，开始实行恢复了林林总总的特招制度，使那些被以分数论成败的制度阻挡在高校大门外的特殊人才得以脱颖 而出。从本质上讲，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具有现代民主品质的高考制度的一种反拨、质疑与突破。开句玩笑的话，按照中国人 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社会对高考制度的民主性所造成的对一部分学生的伤害与不公有所反思、认识，又怎 么能以同样的思维方式施诸教师群体呢。

　　有一些人说：教师的第一责任要义就是能够教好学生。自然，教师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就在于他不仅要求学问好， 还要能够将腹中的学问有效地传达给学生。问题是，作为接受方的学生并不当然地就具备鉴别教师能力的能力。又有人说：如 果你不能上好课，可以到研究所、科学院等地去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其实在教研不分的今天，要实现这一点好像还不太现实。 更何况，在现代的教育发展趋势中，提倡教研相长、教学科研开发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以教研分开，这无疑是对人才资源的单 一性利用，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也很难想象一个不搞科研的人能教好学生。

　　当然，我并不是说教师这个职业没有它的“游戏规则”。中青报的新闻报道列举了清华要对耽误开课、课堂迟到 、在外超期讲学等“教学事故”做出处理，我举双手赞成--因为这违背了每一个公民或职业从业人员必须无条件遵循的最低 底线：职业纪律与道德。而诸如文中所说的“课程选修人数极少”这一问题实在不应在其中之列--这其实是应该作为一个优 秀教师的要求的“上线”。

　　以底线来作为一个教师最基本的要求，以上线作为一个优秀教师的理想性期待，这是对教师较为合理全面的评判 。当前高校教师的教学不尽如人意并且存在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讲，它的解决有待于整个教育环境的改善和教育改革的推进， 而不能简单祈灵于流行的但未必万能的管理主义，也不能在约束与监督的名义下随意挥舞起民主式的评判的大旗。

　　张国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