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对刑法进行修改。其中，对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 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譬如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在仓储或者企业管理方面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的， 根据现行刑法难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为犯罪，并处以刑罚。

　　其实在1979年刑法中，对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已经规定为犯罪。1979年刑 法第18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刑法界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以国家公务人员论”）。而在1997年对刑法进行全 面修订时，据说是为了形成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并和国际接轨，将渎职犯罪的主体界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而将国有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排除在外（只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作了一些界定）。

　　现在等于又改了回来。

　　立法是一门政治性、社会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因此应当树立质量观念和成本观念。立法讲究成本，是立法 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之一。立法的成本构成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的酝酿、起草、制定、通过、公布等，需要一定的费 用，这是直接的支出；另一方面是，法律实施后，通过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使立法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伦理道 德、生活习惯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这种影响有较大的负面作用，立法机关就会修改法律，负面作用和修改法律的支出，也 应记入立法成本。譬如有些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不衔接等问题，不仅给执法活动造成了混乱，更重要的是使社 会的公平、正义等原则受到普遍怀疑，结果不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是妨碍经济发展，不是促成人们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而是使人投机钻营、不守信用。由于立法上的原因而使社会不应付出的这些代价，立法应当承担责任。立法成本的这一部分 构成是巨大的，虽然不用立法机关直接支付，但整个社会必须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的短暂停止甚至后退来消化立法上 的缺陷。

　　立法是一门科学，应当有一定的超前性、预见性，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打击，或者对将来 可能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进行保护，是立法应尽的职责，也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标志。法律法规频繁修改，可能说明立法的 科学性、预见性不足，立法质量不高，结果必然加大立法成本。

　　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质量，是立法工作应当遵循的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抓紧制定《立法法》。可以预 见，立法法的实施，对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质量，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王俊杰 韦洪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