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前，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对外侵略历史。但是，战后的日本政府从未对其侵略的 历史有过正确的认识，更未对受其侵略的国家认过罪，而是一直顽固继承战前日本政府拒不承认侵略的观点。

　　1945年8月的伦敦协定中首次导入了“反和平之罪、反人道之罪”的新的审判法理，并首次应用于纽伦堡军 事法庭，使德国纳粹伏法。此原则的确立可以说是战争审判的一大进步，使战争审判从单纯的犯罪审判上升为杜绝战争、维持 和平的手段。可是，日本政府却从来没有从内心上承认过这一原则。1947年2月，东京审判进入辩护、反证阶段，日本律 师团团长清濑一郎在开头陈述中，即明确阐述了日本政府的见解：“关于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行为，或者因当时国家机关之故 ，如果说个人承担责任，作为国际法理是不成立的，”拒不承认纽伦堡原则的合法性，否认日本国家和战争指导者有战争责任 。清濑的发言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心态的原形。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日本政府追随着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历史观问题上拒不承认过去对中国的侵 略战争。仅从对掳掠中国劳工问题的态度上，即可看出这一点。1950年4月3日，在第七次日本国会众议院外务委会员上 ，有人就日本报纸《国际新闻》报道的木曾谷御岳中国劳工被虐杀一事提出质问。法务府官员高桥答：“御岳山的问题，我不 清楚是何事，但即使笼统地说是俘虏，我认为那实际是华人劳务者……现在作为法务府的意见，报纸登载的事，与我们全然无 关，那恐怕并非是有权威的东西。”这位法务官员除了以“不清楚”支吾其词外，便是声明与作为政府机构的法务府无关，而 且还否认报纸登载的事实。当另有人追问今后打算采取何种态度时，高桥答道：“如我前面所言，现在才知道具体事实，我想 进行调查与妥善处理，决非知道后而不了了之”。但在5年后的1955年12月日本第23次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社 会党议员田中稔男又向时任外务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质问：“另一重大问题就是战争中强掳至日本的中国人遗骨问题……希望政 府不要把此事作为民间团体的事业，要自觉负起责任。这是一个向六亿中国人民表示日本国民诚意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所以希望外务大臣认真答辩。”重光葵回答：“关于政府如何作，现在不能马上回答，并且至今也没有计划，但是我想对此 问题倾注全力。”从5年前日本政府法务官员表示“决非知道后而不了了之”到5年后日本外务大臣表示对中国劳工问题“倾 注全力”，而在这5年中日本政府除了否定强掳中国劳工，掩盖侵略罪行，却并未作任何有关中国劳工的调查，这就表明日本 政府的表态只是虚情假意的说说而已。

　　在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历史观的右倾问题就更是尽人皆知了。从1951年起，日本文部省就开始篡改19 46年9月至1947年1月间按照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令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用“进入”来取代“侵略”。及至1982 年，日本文部省再次大肆篡改历史教科书，招致亚洲各国政府及人民的强烈抗议，文部省表面虽有所收敛，但骨子里并未改变 传统的历史观。由日本右翼势力编写的全面篡改历史事实的《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和长达30多年的主张承认 战争责任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的败诉以及当前东史郎《阵中日记》诉讼案败诉，都有力地证明了日本政府顽固坚持右倾历 史观的事实。

　　至于自8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日本阁僚否定侵略战争和日本首相、大臣们纷纷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表面上 看似也有“个人行为”的因素在内，但实质却是日本政府顽固坚持右倾史观的具体体现。

　　日本政府坚持右倾史观固然有许多原因，诸如战后美国的占领政策的转变、日本政府战前战后的继承性、战后日 本的周边环境、亚洲各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权的放弃、国力的不断增强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意识方面的原因。这又可分为两种 情况，一种是从骨子里就不认为日本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另一种则是内心里明明知道是侵略战争，但出于对日本的“维护 ”，强说不是侵略战争。前者如1980―1982年任首相的铃木善幸，他在1980年“八・一五”追悼在侵华战争和太 平洋战争中战死的日本人员时说：“在那激烈的战斗中，300多万同胞祈愿祖国的安泰，思念亲人的未来，在战场、工作岗 位上或在战火中倒了下去，还有的人战后死于异乡。当想起他们时，痛恨之情不禁满胸怀”。如此对待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 怎么会承认它是“侵略”呢？后者如《南京大屠杀之伪证》的作者田中正明、东京大学的著名教授藤冈信胜。田中为了否定侵 略战争，竟然不惜多处篡改松井石根的战地日记，将屠杀一万人改为“一千人”。藤冈居然声称承认侵略就是“自虐史观”， 并要求把“从军慰安妇”问题在教科书中删除。这类人的共同点就是心里明明知道过去的战争是侵略，但为了维护日本的“形 象”而死不承认侵略战争。他们认为如果承认了战争犯罪，就“伤害了日本民族的自尊”。而这两类人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 知名学者，他们对日本政府和国民的历史观影响极大。前不久当选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一贯坚持右倾史观，多次发表反 华言论，这在日本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却能在东京都市民的支持下当选此一重要职务，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我们在评价日本政府的历史观时，务必分清两点：一是假反省与真谢罪的区别，二是主张中日友好和承认侵略罪 行的区别。日本的历届首相几乎无人不对侵华战争表示“反省”，但几乎都是明显的外交辞令，连岸信介这样反华透顶的首相 也都表示过对侵华战争进行“反省”，其他首相又有什么不能“反省”呢？综观日本战后历届首相的表现，不要说他们对中国 政府和人民表示谢罪，就连公开承认当年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也只有细川护熙一人，而细川也因日本政界的反对，旋即改口为 “侵略行为”。因此，我们万不可被日本政府的假反省所欺骗。主张中日友好的首相可以说大有人在，但这同承认侵略罪行完 全是两码事。如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中曾根、竹下登等首相都在中日友好方面做出过贡献，但他们都未承认过“侵略战争” ，更不要说什么谢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