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奖发布会上，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这样评价“无国界医生组织”：在世界几大洲进行了开创性的人道 援助工作，自70年代创立以来，一直坚持所有灾难的受害者，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有权及时、有效地获得专业援助。国 别、政治制度及宗教信仰都不能影响这种人道援助。该组织每位无畏和富于自我牺牲的志愿者，使受灾害的人们看到了一张张 人性的面孔。尊重人的尊严是这个世界上和平与和解的源泉。

　　见到菲力蒲-贝尔诺时，他刚从拉萨回来。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MSF）驻中国首席代表，他显然比他的 同事要忙。他数次入藏，在拉萨、山南和日喀则有“MSF”几个援助项目，“MSF”志愿者已经在那里工作了数年。30 岁的菲力蒲是法国人，因为会讲中文，懂管理，一年半以前，被“无国界医生组织”比利时总部任命为亚洲特派专员。他在中 国要一直工作到明年春天。

　　“MSF”是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0月15日，消息从挪威首都奥斯陆传来，我开始在北京寻找他们， 没想到竟是“踏破铁鞋”，最后是一帮朋友在网上才与他们联系上。菲力浦听说我找他们用了40天，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因 为他们的驻地与报社近在咫尺。寻访中我发现，许多人都像我一样，对他们一无所知。尽管“MSF”1991年起就开始对 我国实施援助，足迹遍及不少省区，至今在西藏、新疆、青海、四川、陕西、云南、广西等地开展着长年的援助项目。

　　菲力蒲对此似乎毫不介意，他关注的是“MSF”在华援助项目的实施情况。

　　1971年，一批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法国医生在巴黎创立了“MSF”。在非洲，他们看到因贫穷和战乱而大 批流离失所的难民，因得不到有效救助，在饥饿和困苦中死去，其中不少是妇女和儿童。回到法国后，医生们自发地组织起一 个民间医疗援助机构，这就是今天的“无国界医生组织”。

　　我问菲力蒲：“你不是个医生，怎么决定加入‘MSF’？”

　　他说：“我从小在法国长大，生活很优裕，没有吃过苦，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但看来，这个世界不太公平， 当我从不同的渠道得知还有那么多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灾难需要帮助时，我决定为他们作点什么。MSF除了需要医生、护士 、麻醉师，也需要一些后勤、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我在法国学过中文、朝鲜文，也学过管理，也许MSF觉得我还是很 合适的吧。”

　　菲力蒲的妻子不是“MSF”成员，随他一起住在中国。作为家属，她和菲力蒲一样，由“MSF”支付生活津 贴，津贴不多，只够日常生活，据说离开时如有结余还要上交。菲力蒲开玩笑说：“谁要想挣钱可别上这来，这可没有什么钱 。”

　　“无国界医生组织”每年需要两亿美元左右的经费，以维持它在世界各地的救援行动，其中60％～70％来自 个人捐款，其余部分由国际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提供。每当有危难发生时，“MSF”首先派人员进 行实地考察，以决定是否需要援助，随即组织队伍及装备出发。特为“MSF”设计的紧急装备，使医疗队可以立刻开展抢救 工作。今年在科索沃、东帝汶、土耳其等焦点地区，无论是战火硝烟处，还是地震废墟中，人们都可以看到“MSF”志愿者 的身影。

　　“MSF”在欧洲有5个总部，分设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和西班牙，志愿者经过申请后，要到其中一个 总部进行面试，合格注册后，就会被派往世界各地。1989年，4名“MSF”成员在赴苏丹救援时不幸遇难，从此，成员 出发时都必须预立遗嘱：“作为志愿者，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成员明了，执行任务时自身面对的危险，并且不会要求……”我问 菲力蒲：“这样的遗嘱，你也写过吗？”“写过呀，无国界医生组织章程的最后一条就是，每个参加的人都要写的。”“你认 为会碰到这样的危险吗？”“我想，在中国不会吧。不过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不止在苏丹，在其他地方也有。战争、水灾、 地震，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一些成员在救援途中因车祸而丧生。就我所知，不少志愿者是没有结婚或没有孩子的，这样行动 起来会少一些后顾之忧。”

　　采访即将结束，我问：“12月10日，谁代表MSF去奥斯陆领奖？”菲力蒲说：“我想不会是一个人，几个 总部大概会各派一个人去。”“诺贝尔和平奖以往都是奖给个人的，MSF的成员在世界各地数以千计，98万美金是不是人 人有份呢？”知道是玩笑，菲力蒲笑起来：“我想不会，这笔钱不会分给个人的，也许用来作为一笔基金，帮助那些比较小的 救援组织。你知道，这样的组织在世界上有很多。”

　　本报记者 邓琮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