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报10月专稿，题曰“法治 吏治”。这个题目，应该说是抓得挺准的，然而其引证的材料却是“贞观之治” 。

　　照我的理解，在中国，吏治虽是古已有之的概念，也是历朝历代都“常抓不懈的工作”，法治却是自古所无，不 仅社会没有过法治的状态，便是“法治”的理念也从来没有。诸子百家有一家叫法家，但其所论不过势术权霸，严刑峻法以震 慑臣民，与我们现在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

　　该文称“贞观之治”的秘诀，主要的也就两条：法治与吏治”。“法治”的表现，是“那时候，上下都很重视修 定律令，更重视执行律令。”吏治的表现，则是“尽一切努力选贤任能，......注意广开言路，鼓励直言进谏，所以出 了一批魏征、戴胄那样的忠臣。”结论是：“现实中，搞好干部队伍建设，......必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一整套 运行机制，......唯此，卖官鬻爵的事才能少出，良吏与清官才好立足，实现法治也才有希望。”

　　我向来知道一些人没有吾国的古代佳话就写不成文章，现代观念都要往吾国古代去找印证，现代发明也要往吾国 古代去找雏形，然而，看到贞观之治成了法治的标本，我仍然有些吃惊。

　　贞观之治，不过是一个开明皇帝的人治而已，虽然有律令，有仁政，“爱民如子”，但那时谁要有“有限政府” 、“公民自由”、“权利平等”等法治观念，恐怕要以谋“大逆”来治罪。如果说中国古代有过“太平盛世”还不算全盘夸大 ，说中国古代有过法治时代，却真是一派胡言。

　　至于贞观时代的吏治，确如上言，是“出了一批魏征、戴胄那样的忠臣”的。可是，这又怎能作为现代政府的官 员的标本？人治之下，允许直言进谏、能够平平安安当忠臣，就算是好皇帝了。在现代体制之下，社会要求于官员的，不是万 事以“臣罪当诛兮皇上圣明”打头的进谏，而是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当好人民的公仆；不是去做臣子，而是首先当一个公 民。

　　回溯古国的荣光，自然不妨以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或者康乾盛世开讲，然而，讲法治与现代吏治，还能以这些 古董作标本吗？封建法制，最好的不过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更经常的是王子犯法不与民同罪。封建吏治，最好的情 况是出几个忠臣，但更经常的是可以尽其对皇上之忠而做不了臣----因犯颜直谏落得杀头的下场。

　　而今讲法治，资本主义的法治固不足效法，“封建盛世”也不可以作标本；讲吏治，西方吏治要多揭其虚伪重重 ，封建吏治也不应引为借鉴。社会主义的法治与吏治，既然要在现代走独特道路，所以绝不效法资本主义，但总不能效法已死 的封建主义吧。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