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发表了北大博士生刘燕文为学位与北大打官司引起教育界、法律界广泛关注的报道，今天，记者就一些 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程雁雷。程除了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外，还有着特殊的身份：安徽大 学行政法学副教授、教务处副处长。

　　记者问（下称问）：昨天本报发表了北大博士生刘燕文为学位与北大打官司引起教育界、法律界广泛关注的报道 ，联想到此前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两案都是校方败诉。如何看待学校屡告屡败的现象？

　　程雁雷答（下称答）：学校成为被告不是现在才有的事，但过去多是民事纠纷，学校是民事诉讼被告。田永案、 刘燕文案与以往案件性质不同，是新型的行政诉讼案。虽是个案，但案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在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中是前沿的 。受教育者维权意识不断提高，遇到纠纷必然要寻求法律救济途径，所以，这两起案件引发的问题应当引起高校和教育主管部 门的足够重视。

　　田永案校方败诉，刘燕文案一审也是校方败诉，我认为，校方败诉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学校校内的自治性规范 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如田永案，校方根据其制定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的 规定，给予田退学处理，并据此不给填发“两证”，但学校的规定与国家教委1990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中的有关内容相抵触，法院认定校方的紧急通知中有关退学的规定无效。二是学校长期以来在作出涉及学生受教育权的处理 决定时，程序上不规范。学生的被告知权、申辩权、申诉权得不到充分保证。这些都使学校在诉讼中增加了败诉风险。

　　问：学校为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保持学术水平，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但相当一部分得不到法律的认可。 为什么学校的一些规章“占情不占理”、“合理不合法”呢？

　　答：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历史上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与主管部门是行政隶属关系，这种关系影响到校内 各种主体关系，如学校与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律是我说你服从”的关系，现在这种秩序正在调整。从主观来讲，长期以来， 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在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上存在一些误区。如有人认为，依法治教就是用法规治学校，再由学校用法规治 老师和学生，而依法治教的主体应是所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管理者也要受治于法。再有，片面认识法律的工具或手段功能， 认为法律可用可不用，对自己有利就用，没有利就不用，口头表态用，实际操作中不用。此外，有的高校还自行制定了一些与 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内部政策。

　　学校出于良好愿望制定规章制度，但在实施中特别是对当事人作出不利处理时，应有法制观念，否则，一旦产生 纠纷，学校就会陷于被动。

　　问：除了两案中已经暴露的问题，按依法治教的要求，高校还存在哪些潜在纠纷？

　　答：根据《教育法》第28条规定内容，高校在以下四个方面可能引发纠纷：一是办毕业证、学位证，二是学生 管理（包括学籍、奖惩等），三是教师管理（如职称评定、人才流动等），四是招生。如刘燕文案基本上属于第一个方面，田 永案则属于第二个方面，关于招生的，近年也已出过多起事件。

　　问：高校应如何面对“学生告学校的新问题？

　　答：学生对学校提起行政诉讼将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领域的法制建设要处理好几个问题，如依法治教与办学 自主权的关系、大学自治和司法审查的关系。特别是后者，需要法学界和教育界共同探讨，从法律上界定大学自治与司法审查 的范围，把大学的教学规律和法律要求结合起来。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健全和完善高校解决纠纷机制。如是否可以考虑 建立统一的教育行政复议，或成立专门的教育仲裁机制。

　　依法治教任重道远。一方面政府要实现职能转变，简政放权、还权，明晰学校的举办权、管理权和办学权，避免 多头执法、执法扰校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学校要加强自律，建立完善的自我约束机制，及时清理涉及教师、学生基本权利 方面的规章制度，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本报记者 刘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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