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新社武汉12月10日消息，中国公安机关引用几十年的警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日前从武汉警方 审讯室里引退，被讯问人有权保持沉默。

　　确认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其目的无疑是为了在刑事诉讼中更加充分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但 笔者以为，仅仅确认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而没有相应的程序性保障措施，则这种权利仍然难以得到切实而有 效的保证。

　　我国刑法中早有关于刑讯逼供罪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也早有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 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司法机关在其侦查、起诉甚至审判活动中，以刑讯逼供，特别是以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非 法方法收集证据的现象却屡禁不止；对公民的任意传唤、拘传、羁押甚至超期羁押、以及对被限制自由的公民实施的非人道待 遇等等现象也是常有所闻。

　　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笔者以为，在于对司法人员是否合法地行使司法职权，缺乏一个有效的、规范化的监督制 约的程序性机制。当司法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时，因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当事人无法依照法律程序，向法定的受理机关，对当值 的司法人员之职权行为提出异议或指控。没有合法的异议或指控，自然就不存在法律上的违法事实；没有法律上的违法事实， 自然也就不存在因滥用司法职权而应受处罚的主体。

　　笔者以为，在程序性方面应当首先采取以下三个措施：

　　第一，在法律上要严格各种司法行为的文书记载制度，以便当事人能够以此作为衡量、认定司法人员是否严格遵 守法律，从而以此规范、监督司法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但这一点，我国法律还亟待改进。例如《刑事诉讼法》关于讯问犯罪嫌 疑人规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传唤；另一个是拘传；并且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 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但由于法律对此没有规定严格的司法行为文书记载制度，而仅仅只规定讯问犯罪嫌疑 人时，“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因此，实践中，司法人员往往仅凭一个本人的工作证，就可以作为 司法机关的证明文件，而让当事人跟他“走一趟”，而“这一趟”一走往往也就不止十二个小时。当当事人走完“这一趟”后 ，没有任何法律文书能够证明他被传唤、拘传超过了十二个小时。

　　其二，在法律上要确定人民法院为当事人提出异议或指控的受理机关，以改变当前实践中由当值的司法机关自行 受理当事人对其所属的司法人员提出的异议或指控。关于这一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明确规定“ 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 命令予以释放。”

　　其三，法律应当允许，公民从接到司法机关的传唤或拘传等通知时起，有随时聘请律师、会见其律师的权利，有 要求其律师在讯问现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国外的法律与司法实践证明，这种规定是防止司法人员滥用职权的一种极为 有效的方法。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初次讯问开始时……应当告诉他，依法他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 不予陈述的权利，并有权随时地，包括在讯问之前，与由他自己选任的辩护人商议。……”

　　总之，当我们确立了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刑事诉讼理念后，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使这种理念能够在客观上贯穿 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与司法实践。为了能够在刑事诉讼中，充分而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仅仅确认一些法治的理念是不够 的，没有一些充分有效的程序性监督制约机制，即使法律明文规定沉默权，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也难以不开尊口。沉默权 仍会像许多其他规定一样而流于形式。江晓阳

资料：中国互联网权威管理机构CN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