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村“城市化”和城市“扩大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农民不愿“变”居民、村委会不愿“改牌”居委 会的现象，记者最近在杭州江干区采访发现这一情况。被发展了的城市团团包围的花园村等3个近2000人的“都市里的村 庄”目前已成为江干区下属的居委会。但就起先村委会不愿改牌居委会这一现象以及村委会最终乐意改牌居委会的结局来看， 此事耐人寻味。

　　改牌缘起：都市村庄与都市文明不相称

　　江干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乡镇企业发展快，城市建设更加迅速。城市一发展，有的村自然就被城 市“包围”了。可区政府有关方面并不能直接管理这些村庄。无论治安、绿化，还是卫生，区政府都拿村民没办法。村民按“ 农村标准”建房，2层3层楼不等，没有规划，一眼望去，房与房之间拥挤不堪，很不雅观。同时，外来人员租住农房，治安 难以管理。另外，农民乱建房，乱扔东西，很难确保环境美。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里的“村委会”改牌“居委会”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经过调查研究决定在全市9个村进行“改牌”，江干区就占了5个村，近3000多人。

　　然而，村民的心态却是矛盾的。对村民来说，“都市文明”，我所欲也；“农村好处”，我所欲也。20多年的 农村改革，农民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尤其是城郊农民或都市里的农民，既能享受都市文明，又能享受农村改革带来的好处。记 者采访发现，江干区内农民的住房一般都在300平方米左右，且一般都向外出租。大多数农民都在城里做生意赚钱。村办企 业如花园村的两家大酒店，现在已经成为区内好地段的红火酒店。农民休闲时出门就是城市，觉得一点也不比城里人差。

　　村企改制：每户保留一个农村户口

　　江干区以乡镇企业发达闻名钱江两岸，其乡镇企业的综合实力位居杭州市六大城区榜首，但自90年代中期开始 ，这里的乡村企业却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惑，区委书记王永昌等一班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机制滞后了。在此情况下，乡 村企业改制便拉开序幕。在工作中，改制方案必须经企业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村办企业还必须先经村民代表大会通 过；改制企业的资产必须由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评估；改制企业不良资产的核销必须经区财税局审核批准；改制企业必须及时变 更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和企业代码。西子电梯集团是花园村的村办企业，有7亿多元总资产、3亿多元净资产，是江干区 资产规模最大的一家企业。“西子”集团改制的顺利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全区企业的改制工作。因此，江干区将第一家实行改 制的集团定在了“西子”。由于是村办企业，“西子”的改制无疑将牵涉到村民的利益，企业改制并不能仅仅考虑企业的发展 ，还必须使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西子”的改制方案两者兼顾，江干区有关部门为此召开的各类座谈会、研讨会就 达70多次。最后定出的改制方案是将企业资产的50％划归村经济合作社，50％划归集团和职工。在此基础上，再在集团 内部实行股份改造。为了使这一方案能做到“村企分开”，村经济合作社所拥有的50％资产由集团每年以“村集体资产占用 费”的名义缴付，缴付割度比银行同期利率提高30％，使花园村的集体经济和村民的实际利益有了保障。当经过一年努力的 方案出台时，得到了花园村村民由衷的赞同。在最后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上，49位村民代表有46位投赞成票，2位投了弃 权票，仅有1票反对。村民在村办企业改制中受益，拥护改制，在这种情况下，村民自然不向往城市。但为了农民在“农转非 ”中不失去乡村企业的红利分配，应农民要求每家每户保留一个农村户口。有意思的是，有的人愿意出大价钱买一个“农村户 口”，当然村委会是不会同意的。

　　依法改牌：以关心农民根本利益为前提

　　都市里的村庄如何改牌居委会，如何尽可能地关心农民，以不损害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江干区委区政府通过 反复调查逐步出台一些受农民拥护的具体措施。

　　依照农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江干区委区政府率先对3个村进行了“改牌”试点，并确 定了3年时间的过渡时期。农民的菜地由市政府土地储备中心以16万元一亩的价格收购，一般地12.5万元一亩，资金一 到位就收购，但在未收购前农民可以继续耕种，还保留10％的农民发展用地。量化集体资产，对现有村办企业资产评估之后 进行股份制改造，同意农民每户保留一个“农村户口”的要求，减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区政府还准备统一垃圾清运，计划安排 ，拿出资金，组建清洁队。水、电、路等与城市居民相关的事也都正在运筹计划之中。最后的政策是，凡已经转为居民的“农 民”，其子女在招工、上学等方面按杭州市居民同等对待。本报记者　张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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