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葡萄牙双方在澳门问题的认识上是存在差距的，原因在于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的情况有所不同。其中，“ 香港问题”的由来因为有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存在，其性质显而易见。而中葡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葡萄牙人 在澳门的历史长达400多年之久，最后又是在“友好合作”中将澳门还给中国的。因此，澳门总督在1999年最后一次施 政演说中对澳门历史作了如下总结：“葡中之间未发生过战争，葡国也从未将屈辱的条约强加于中国。两国长期以互相尊重为 原则，共处已成为典范。海洋令葡国与中国建立联系，葡萄牙航海家以勇气和学识，克服犹豫和不明朗因素，战胜台风和洋流 ，实现了目标。”鉴于这样的认识，葡方一直主张将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办成“欢乐晚会”，让他们有更多的面子回里斯本。

　　然而，没有战争和殖民扩张，葡萄牙人又是如何得到澳门的呢？就葡方而言，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开埠有功 ”论。这就是说，如果没有400多年前葡人来澳门，澳门就是一个“未被发现”的荒凉之地。二是“租驻合理”论。这一点 正如英国人租借香港的新界一样，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是向中国交了地租的。三是“驱盗得奖”论。在葡萄牙人看来，他们帮 助中国打海盗有功，中国皇帝将澳门送给了葡萄牙。上述种种说法，不仅见诸如耶稣会教士曾德昭写的《中国及其邻近地区传 教记》、葡人蒙特托写的《澳门史》和徐萨斯的《史的澳门》等历史著作，而且在有关历史教科书中也回避不谈澳门的主权问 题，甚至在1991年澳门官方举办的一次大型展览中公开写道：“皇帝的圣旨把澳门赠送与葡萄牙人。”直到澳门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起草时，有人还主张将“逐步占领”改为“葡萄牙进驻”或“逐步管治”等提法。历史是可以随着时代进步不断 再认识的，但是历史本身既不能更改，对历史的认识更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因此，有必要弄清澳门问题的真相和中葡双方认识 差距的内在原因。

　　关于“开埠有功”的问题。不可否认，葡萄牙人来澳门以后到17世纪中叶澳门有过一段辉煌时期。但是，为什 么自1640年以后它又衰落了，以至于不得不靠走私鸦片、开赌场和贩卖人口来寻求出路，其根本原因是葡国强则葡人富， 中国强则澳门富。鼎盛时期的葡萄牙殖民帝国，自然离不开海外殖民掠夺和扩张，于是，“探险家”们也就大发横财。随着新 兴殖民强国的崛起，澳门的葡萄牙人只能另谋生计了。况且，澳门的黄金时期值明朝嘉庆、万历年间的鼎盛时期；到1640 年前后澳门经济衰落时，又处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动荡年代。这说明澳门的早期发展并不是葡萄牙人带来的。如果驻澳葡人 能够带来澳门“开埠繁荣”的话，澳门为何成为“东方蒙地卡洛”的代名词？如果葡人是为繁荣和发展澳门而来，澳门为何在 1949年以前还是一个仅能生产炮竹、神香和火柴的小渔村？

　　事实上，澳门并非是葡萄牙人来了以后才“开埠”的，在此之前它早就不是荒凉之地了。在葡萄牙人来澳门前， 这里就有400多名中国人定居。中国史学界认为，最早在澳门半岛定居的是南宋末年的移民，建在该岛的“永福古社”、“ 北帝庙”即可证明。澳门的“妈祖庙”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1484年)，它是当地人信奉航海保护神的象征，说明在葡人 来澳门之前，此地就已经是交通要道和贸易港口了，不然，葡人何以选择在妈祖庙前登陆呢？澳门又何来另一个名字“Mac au”呢？史料记载，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将政府贸易管理机关市舶提举司移至濠镜，澳门被正式定为中外贸易“互 市”港口而开埠。最先来澳门做生意的是东南亚和琉球等地商船，然后才是葡萄牙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探险家”。第一个以葡 萄牙使者身份来中国的皮雷资，在他1515年著的《东方概述》一书中写道：“除广州之外，另有一港名叫濠镜”。连最早 来中国的葡萄牙人也认为澳门在1515年就是“一港”了。可见，所谓“葡人开埠”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中葡之间没有战争，澳门是租来的”问题。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总是伴随着军舰和大炮的，而他们往往又打 着“贸易”和“传教”的幌子。历史上，殖民主义者与航海家、探险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别国驻一兵一卒，是否占有别国一寸 土地。众所周知，几乎就在葡萄牙强盛的同一时期，中国的郑和也曾带着船队先后8次下西洋，到过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 拉伯以及非洲东海岸许多国家，最终还是回到祖国。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航海与探险。中国“领教”洋人的厉害是从“佛郎机 大炮”开始的，而当年的“佛郎机”就是“葡萄牙”的译音。如果说，凭借“佛郎机大炮”占领马六甲还不算直接与中国开战 的话，那么发生在1521年的“屯门之战”、1522年的“西草湾之战”和1548年的“双屿岛之战”，则是葡萄牙人 与中国守军在中国土地上打的仗。与鸦片战争相比所不同的是，战争规模没有鸦片战争那样大，赢者也不是对方，所以就不会 有签订不平等条约那样的结局。

　　更为严重的是，葡萄牙人为了达到目的，声称“借块地方晒东西”而在澳门上了岸，这“一晒”便是400多年 。1744年，任澳门同知的印光任和在1746年兼任澳门同知的张汝霖合著的中国第一部澳门史书《澳门纪略》中，详细 记载了葡人从入居澳门到乾隆初年近200年间中国政府在澳门行使主权的过程。该书认为，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去澳门 巡查时，葡人仍待之以鸣礼炮、检阅仪仗队、脚踏几里之程的红地毯，然后毕恭毕敬地向林则徐汇报禁烟情况等。这从一个侧 面证明鸦片战争前葡人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和他们在澳门的地位。前不久，北京故宫博物院发现了明代20余件有关澳门的原始 档案，其中对当时允许葡人“租驻”澳门之事有这样的记载：“(葡人)其初不过以互市来我濠镜。中国利其岁输涓滴可以充 响，暂许栖息。”葡人主教基马良斯在任澳门第54任总督之前于1776年给葡萄牙海外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国)皇帝 拥有全权而我们无能为力，他是澳门的直接主人，收取地租，而我们只有使用权。这块土地不是征服所得，因此我们的居留权 也不能确保。”以上史实可以说明葡人“租驻”澳门的真实情况。

　　关于“打海盗有功，皇帝赠送澳门”的问题。从1601年到1627年，荷兰舰队先后5次攻打澳门，后来又 与英国人交手。如果说，这种在殖民者之间为争夺海上霸权发生的战争被称为打“海盗”的话，那的确是历史的误会。就真正 意义的打海盗而言，笔者所能查到的资料有两次：一次是据《香山县志》记载，清嘉庆六年(1801年)，雷州、琼州一带 海盗滋扰，葡人提出派舰随中国水师剿灭，但以“按向例征收船税”和“不须请示即可修葺旧有房屋”等9项条件作为交换， 结果香山知县许乃来答复说：“内地雄兵巨舰雾集云屯，随处可以调遣，毋庸尔夷劳动也。”第二次是自称“郑成功第二”的 张保，于1809年组织了一支拥有600多艘船只、8万多人的“红旗帮”在海上滋事，广东官府与澳葡当局遂达成协议： 由中国政府提供8万两银子装备6艘葡萄牙战船，730名船员中有葡萄牙人100名，其余为中国水师和马来人、柬埔寨人 等。经过一年多的战役，迫使张保投降。根据协议，葡人得到的奖赏是分得战利品一半，包括180艘舰船、600门火炮和 3500把火枪、刀剑。所谓“中国皇帝就此将澳门赏赐葡人”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和史实依据的。瑞典人龙思泰在澳 门生活了22年，他在1832年写成的《葡萄牙在华居留地史纲》一书中，依据查阅大量原始葡文档案和传教士的私人函件 ，也明确否认了“中国皇帝将澳门赠送葡萄牙”之说。澳门问题的历史真相昭然若揭。葡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中方存在着差 距，其真正原因是殖民主义者还要掩盖自己的罪恶行径，粉饰太平。

　　澳门问题的历史，就其主权而言，人们应当正视这样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第一，鸦片战争以前葡萄牙人居住澳 门200多年是在接受中国主权管治下的有限自治，因此不能使用“葡萄牙人在澳门殖民统治400多年”的提法。第二，鸦 片战争以后葡萄牙人趁晚清政府的虚弱改变了驻澳性质，逐步占领了澳门并实行殖民统治，但中国政府始终没有将澳门割让出 去，因此不能使用“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的提法。第三，葡萄牙在发生资产阶级民主政变后，宣布放弃殖民地政策，承认 澳门是“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国领土”，并在1979年与我国建交时表示愿意和平协商解决澳门问题，为中葡两国政府在19 87年4月13日签署解决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提供了有利条件。

　　总之，弹丸之地的澳门，是中华民族最早最久的“多事”之地，400多年的风风雨雨，积淀了一部沉甸甸的历 史。400多年来，中葡之间可以说是和平与冲突并存，友好与分歧并存，文化融合与差异并存。但总体上还是和平多于冲突 、友好胜于分歧、融合大于差异。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中国政府即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就要到来之际 ，我们应该记住历史，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同时，还应着眼未来，谱写21世纪中葡友好的新篇章。

　　邱敦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