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6岁的黄光秀是湖北松木坪电厂一名普通的退休女工，在她的一生中，有一段她自己现在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的惨痛经历。伴着黄光秀老人的泪水，我们也仿佛回到了那令人发指的岁月……

　　1943年，我刚刚19岁，家住在湖北省宜都县(现在的宜昌地区宜都市)石门镇陈子口村(旧名)。那一年，日本军队进入到宜都境内的清江河道。为了躲避日军，我和丈夫李继白带着年仅一岁零四个多月的儿子，准备到娘家洞和老村(旧名)。一路上，我们走的是最偏僻的山路，但在路途中，我丈夫还是碰上了日军，并被抓去做运输苦力。回到娘家，我才得知，乡下不是想象的那样安全，少数日军也时常在村子里出现，烧、杀、抢、奸的事情时有发生。于是，我和嫂子又在母亲的带领下，到了更远的山上，躲藏到同村一个叫廖得远的家里。廖得远家里共有四间茅草房，连同我一家，四间茅草房里躲藏着老老少少11口人。

　　农历五月初一的清晨(黄光秀对这一天的时间记得特别清楚)，天灰蒙蒙地下着小雨。廖得远下了一趟山回来说，有日军来到了山下，让大家收拾东西快点躲起来。我慌忙中收好了一些行李，和周开絮等人躲进了最后面的一间小茅草房里。到了上午9点多钟，廖得远看到还没有日本人来，准备出去看看。谁知刚一开门，就有一群日本人闯了进来，一声枪响后，廖得远倒在了地下。我和嫂子赶紧用手捂住自己孩子的嘴，怕孩子的哭声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日军闯进了其他的几间茅草房，在里面乱七八糟地搜了一通，找了些值钱的东西。接着就用刺刀在床上、草堆里等地方到处乱刺。后来，觉得房里没有什么用得着的东西，就在外面将茅草房点上了火。开始我和其他的几个人还准备躲在房里，等日本人走了再出来，但火越来越大，浓浓的烟气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只好往外跑。一出来，几个日军就围住了我们，冰凉的刺刀架在了脖子上。

　　日军先叫我们一个个都跪在地下，商量了一下后，就押着我和其他共10个人往山下走。一路上，日军不准我们说话。我怀里抱着孩子，想找机会逃跑。

　　大约走了一里多路，日本人发现山上有中国部队遗留下来的枪、炮等武器，怕山上有中国的部队，就押着我们往回走。不一会，当官的日军说了几句话，灾难降临了。先是一个日本士兵拉掉了我嫂子背上的包袱，对准她头部开了一枪，她倒在地下动也没有动一下就死了。怀里两岁多的孩子刚刚哭着站起来，一个日本士兵就用刺刀朝着孩子背后刺去，孩子没有叫一声就倒在了妈妈的身旁。听到了枪声后，其他的人往四处乱跑。日军追赶着，有的用枪打，有的用刺刀刺……

　　我抱着孩子往山上跑，一颗子弹打中右脚，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日军冲了上来，看我还在动，举起刺刀就刺，第一刀刺在我的耳朵上，接着又在我的颈部乱刺，我昏迷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雨淋醒了。天上的雨越下越大，雨水和血融在一起，满地都是红色，周围到处都有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我觉得颈子就像断了一样，头怎么也抬不起来，只好用一只手捂着伤口，另一只手在地下爬着寻找自己的孩子。好不容易看到孩子，他趴在旁边水田里。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爬了过去，把孩子翻过身一看，一岁多的孩子已在浅浅的水田里淹死。

　　我想喊人救命，可嗓子怎么也喊不出声来，就这样趴在水田边。不知过了多久，同村给日军做苦力的汪朝泽刚刚逃出来从这里经过。看到惨景，他赶快到村里找来了几个人，用竹篙做了个担架，把我和还有一口气的周开絮抬到了家里。抬回家一看，周开絮的伤非常严重，她的腹部被日本人用刀捅破了，肠子断成了几段，有的还流到了体外，身上到处都是血。汪朝泽在村里找来了一名土医生。他们用水把周开絮的肠子上的泥洗干净，放回了体内。可是没有过多久，她就因为伤得太重死去了。我伤得轻一些，耳朵被刺刀刺掉了一块，颈部的枕骨被刺成了碎块，但所幸的是还没有伤到主要的血管。土医生用竹签在我的颈部取出了七八块大拇指大小的碎骨，用土方法包扎起来。我右脚一根脚趾被子弹打断了，他们就把已断了的脚趾割掉。后来，因为天气炎热，我的颈部开始生蛆。几天以后，我的丈夫李继白从日军那里逃出来后，就带着我四处求医，也不知看过多少的医生，我伤口才开始好转。三年以后，我的颈子才能慢慢用劲抬起来……

　　(在那一次惨不忍睹的劫乱中，黄光秀失去了母亲、儿子、嫂子和侄子4位亲人，同时在廖得远家里避难的11个人中，也只有她和一名叫周妲的女人生还。黄光秀露出颈部的伤口，刀伤历历在目，她激动地说：“那时候我们受了多少苦啊！都是因为中国太穷，日本鬼子才敢欺负我们。只有中国强大了，才不会受外国人的欺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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