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晋文》中鲁褒的《钱神论》，是一篇有关金钱魔力，嬉笑怒骂的刺世妙文。文中说，人们认黄金为父，白银为母 ，钱所保佑的，吉无不利。为何说钱是神物呢？因为它无位而尊，无势而热，君无财士不来，君无赏士不往。朝中无人，不如 归田。钱可以挤进朱门，钻入后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忿诤辩讼，非钱不胜(“衙门朝南开，有理 无钱莫进来”，司法腐败，古已有之)，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钱无耳，可暗使。有钱可以支使魔鬼( 民谚加了“推磨”二字)，何况人乎？圣贤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说死生无命，富贵在钱。钱可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 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全在乎钱。尽管你朝中有人，但你囊中没钱，等于无脚而行，无翼而翔……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多次提到鲁褒此文，实有深意存焉。

　　因为我国自秦汉以后，地主经济结构已基本形成，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比起封建领主制来，商品化的程度更高，城市 也逐渐发达，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皇族、贵胄、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平民的压榨，往往通过货币进行。 古人对金钱的职能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他们看到剥削者挥金如土，骄奢侈靡，能够打通一切关节，贪污腐败，贿赂公行，金 钱似乎含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直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才发现货币是商品，是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但他们不能从商品的内在 矛盾中来说明金钱产生的规律。到了马克思才真正揭示出货币是商品交换矛盾发展的产物，是从商品世界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 价物的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尽管鲁褒们指着金钱这棵桑，咒骂统治者那棵槐(我在《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二卷第190页， 专辟了一个章节《对金钱的嬉笑怒骂》，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参看)，但骂是不能将金钱骂倒的，人们照样对金钱顶礼膜拜。 新民谚有云：“金钱不是万能的；离了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在中国古代对钱开始有了一定知性认识的，当推元代的大画家兼书法家赵孟。使我惊奇的是，他在十三到十四世纪之 交，居然能说出前无古人的对货币的认识来。这位成长于“红裙翠袖”、“傲王侯”的宋代宗室贵公子，居然能够对皇上说出 银钱和米绢都具有实在价值，“可以相权”的惊人语。以前北宋的周行已认为物为实，钱为虚，把货币当做符号；而赵孟却认 为它们都有实在价值，“虽升降有时，然终不大相远”。他已猜到了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这比起魏晋之际的成功绥和西晋鲁褒 所作的同名的《钱神论》来，比起元代剧作家高则诚写的《乌宝传》等作品来，实在更具有理性的光辉。

　　中国明清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已经显露，贵金属白银已成为流通中普遍使用的主要货币。文人对金钱也一改清 雅，不再破口大骂了。扬州大画家郑板桥以卖画为生，自书润格(即今稿酬)曰：“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 ，未必弟子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画竹多于买竹钱--任渠话旧论交情 ，只当秋风过耳边。”文人耻于谈钱，谑称“阿堵物”的清高虚风，为之一扫，直言精神劳动的商品性：优质优价。

　　欧洲十五至十六世纪产生早期重商主义(拼命从国外赚取货币，注重聚敛储藏)，十七世纪上半叶又盛行晚期重商主 义(意识到货币加快周转才能带来更多的货币)。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产生过重商主义的经济实践和经济思想。重农是对的，但 数千年来直到近、现、当代，轻商却吃了大亏。到了拨乱反正之后，人们才承认了商品流通领域也产生价值。

　　美国的大散文家、思想家爱默生曾经在1843年12月31日日记中写道：“我们都咒骂商业，但今后的历史学家 们将会看到，商业是自由的原则，它建立了美国，它摧毁了封建制；它还要消灭奴隶制。”

　　然而，爱默生当时恐怕绝不会想到，在一百多年后的中国，会生出一种“以权经商”的怪胎--“官倒”(包括走私 受贿大得惊人的要案)来。老实说，用封建性特权捞钱，并不是经商，而是一种超经济的巧取豪夺。这比起赵孟、郑板桥对货 币的认识来，他们的钱毫无等价交换和贸易自由可言。

　　同时，早在百年前爱默生又抨击金钱使人异化的拜金主义，他要求学者们自由而勇敢地从皮相中揭示真实，提高人、 引导人，不要一味追随外国。“不能永远靠外国宴席上的残羹剩菜过活”，“要用自己的脚走路”。这话多棒！

　　归根结蒂在于财富的生产创造。而货币，正如马克思说的，它是作为“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而已。因此 ，从本质上说，经济上不去，一切都是白扯。不论是骂金还是拜金，都骂不出拜不出物质财富来。

　　舒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