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是重量级文化人物频遭批评的一年。这些名人或因树大招风、言行有失，或因作品平庸，呈现败相而陷 入媒体批评靶心。同时，文化的娱乐化又使艺术家成为明星化人物，严肃的艺术批评与各种蜚短流长相互混合，显得热闹有余 ，却非常缺乏实际意义。再加上这些批评中或多或少有一种对名人声望过高的逆反与失衡，一些批评的攻击性虽强，但主观、 情绪化倾向十分明显。下面就是1999年遭到媒体批评最多的九大文化名人。

　　王朔

　　站出来批评金庸的王朔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对于王朔的批评，也不全是金庸迷的“泄私愤”和“挟嫌报 复”。王朔的小说《看上去很美》一露面就遭遇了势头很强劲的批评。人们发现他“变得出奇地正经再加意外唠叨了”，而且 表现出一种“向媚雅一派低头”的谦虚。他向金庸挑战之后，人们对他的批评更多地向非文学方面倾斜，认为王朔对金庸的批 评是“一知半解甚至无甚知之情况下的妄评”，表现得“有点狂”。和金庸比较，批评者认为“王朔有如滚滚而来的易拉罐， 丁当作响，随处可得，机械化地生产出一批批复制品，然而，也只能得到‘垃圾’二字的定评”。

　　金庸

　　对于金庸的批评，最近是由王朔发起的，他在那篇《我看金庸》中，将“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 庸小说”称为“四大俗”。他认为：“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 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

　　在王朔对金庸提出批评之前，老一代批评家何满子已经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认为，金庸的小说是和旧时代的人 文精神相联系的。之后出来支持王朔的还有中国社科院的袁良骏先生，他指出：“中国武侠小说那种陈旧、落后的小说模式本 身极大地限制了金庸文学才能的发挥，使他的小说仍然无法全部摆脱旧武侠小说的影响，仍然无法不留下许多粗俗、低劣的败 笔。”

　　张艺谋

　　张艺谋自己认为自己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事实上，针对张艺谋的争议可能并不像张艺谋自己所认为的，是人们不 太能理解他的艺术追求。恰恰相反，对张艺谋的批评大多是对其艺术追求过于肤浅、过于投机、过于商业化、伪艺术的批评。 张艺谋的两部新片被认为是对国际电影节中某些潮流的效仿与跟风，其内容太过讨巧，伪纪实，是一种真庸俗与假崇高的作品 。而他自动退出戛纳也令不少人感到可笑。张艺谋是中国艺术家明星化的最典型人物。目前，除了赵薇之外，最红的明星便是 张艺谋。当一位幕后的导演比幕前的演员还红的时候，对他的批评有很大一部分并非出于艺术就是很自然的了。张艺谋在这一 年继续被批评者定型为善于投机的电影导演。

　　陈凯歌

　　陈凯歌在这一年是一位不但令其他人糊涂，而自己也陷于困惑之中的导演。他的《荆轲刺秦王》令媒体及批评家 感到难以理解，而这种难以理解并不是认为陈凯歌的作品含义深远，而是认为他不知所云。他所要表现的一些意识显得有些苍 白，故事讲得也有些不顺畅。无论是艺术片爱好者，还是商业大片爱好者都不买陈凯歌的账。

　　陈凯歌本人的糊涂是对媒体与批评界的一致反对缺乏准备。他在电影公映前的准备一是改动影片，二是改善与媒 体的人际关系。他可能觉得遭受批评很大程度上是非艺术的原因，只要与媒体有一个良好的沟通便会解决。事实上，这种努力 很失败。一方面，他的主动降格以求的行为让人觉得他丧失艺术原则，是一种向世俗的妥协；另一方面，他的行为也令媒体中 的艺术批评者不满。认为陈凯歌并不尊重艺术批评，只想通过人际关系就改变批评者的立场。

　　冯小刚

　　冯小刚在这一年将能体会到什么是“福兮，祸之所倚”。在年初贺岁片《不见不散》创北京国产片票房纪录后， 他开始事事不顺，特别是从《没完没了》拍摄起，他所受到的批评也开始没完没了。这里面尤以《科学时报》的批评火力最猛 ，此后，冯小刚的反应过激又使其陷入媒体讨伐之中。在拍片期间，又有一次令记者反感的“利用事件”，使冯小刚与媒体的 关系进一步恶化。这种恶化很可能会对《没完没了》产生不利影响。对冯小刚的批评从情绪化上讲是认为他太像暴发户，多少 给人靠旁门左道发迹的印象。对他影片的批评大多认为他的影片低俗，流于模仿王朔，缺乏电影导演的功力，仍是一个电视剧 导演等。其实，冯小刚是一位懂得商业电影的导演，他会讲故事，有幽默的对话，但他对电影的理解有其电视剧导演的局限。 他认为只要把画面拍得漂亮、饱满或唯美就是电影。

　　梁晓声

　　多年以来，作家梁晓声一直试图让我们接受一个持守操行、道德完满的现代侠客形象；在自我塑造上，无论文内 文外，梁晓声始终表现得不遗余力，尽管常常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在这种迷人的道德姿态的感召下，我们这些血肉之躯当然也 难免常常为之感动，但当我们热眼读梁的同时还能睁开另一只冷眼的话，就会看到这道德姿态中的滑稽部分：挥舞长矛的堂· 吉诃德正在与飞机的螺旋桨作战，然而他的长矛似乎太短了一些，他能够触及的仅仅是蚊子、苍蝇或者美丽的蜻蜓，于是，我 们从中看到了作家道德激情的苍白贫弱。坷垃先生对梁晓声的批评直指这位作者隐秘的部分，而另一位名叫吴戈的作者也声称 要“撕破梁晓声用谎言包装的人格面具”与坷垃可谓不谋而合。

　　余秋雨

　　余秋雨的《霜冷长河》在今年创造了发行奇迹，同时也引发了主要来自知识界的批评。上海的“酷评家”朱大可 在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将余秋雨的散文与汪国真的诗歌相提并论，认为都是90年代“高速消费的市场化图景”中的一景， “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化时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与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他说，“在 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架上，这些物件早已经融入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他将余秋雨的散文比喻为“文化口红” ，说它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品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手袋”里。他指出，余秋雨的散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 ，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用以点缀生活，而且还能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柯云路

　　对柯云路的批评几乎都在文学范畴之外，这与柯云路近年来所走的路线倒是一致的。山西作家张平最近表示，一 提起柯云路他就非常痛心。有人统计，从1988年开始探索“生命科学”领域以来，柯云路推出了至少500万字的“论著 ”，包括吹捧江湖骗子胡万林的《发现黄帝内经》。令人尊敬的学者于光远先生最近发表《珍视作家称号》一文，其中讲到， 中国作协两位书记知道他有成为作协会员的愿望，表示可以做介绍人，于光远先生当场表示，如果作协继续容忍柯云路这样的 人在这个组织里，我就只好放弃这个要求。

　　刘晓庆

　　刘晓庆又走入媒体的视野多少有点出乎意料。在中国尚未进入娱乐时代之前，刘晓庆就因做中国的名女人难上加 难的名言而成为头号明星焦点。刘晓庆时代已经过去，巩俐时代也已结束，人到中年的刘晓庆不但起了个大早，还赶上了晚集 。不过，这次关注是刘晓庆并不希望的。

　　一场公司财务官司发展到司法部门赴京强制查封房产的地步，多少让人感到刘晓庆已经走霉运了。她的性格行为 在过去按褒义上讲是有个性、敢做敢为；按贬义讲便是过于张狂，不知天高地厚。到了现在，她的言行连褒义的解释都不存在 了。一切都具有某种可笑的意味。特别是她说，四川只出了一个刘晓庆，你们何必相煎太急。当刘晓庆在电视台娱乐节目上夸 夸其谈自己的房地产小区是上海销售最好的小区时，她的公司债务问题却成为新闻。刘晓庆现在最大的感叹也许是，在199 9年做中国的名女人更为难上加难。解玺璋 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