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评选1999年最受传媒关注的文化明星，恐怕非余秋雨莫属，至少有几件大事应该录以备考：首先是《霜 冷长河》的出版以及出版前后围绕反盗版新招数的大肆炒作；其二是在《文艺报》和《文论报》同时发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 国读者》一文，把“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并案处理；其三是夫妻双双晋京荡了一回《秋千架》；其四是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设坛论道”，引发了“岳麓书院事件”；其五是现在还在路上的“千年寻拜”。这一年，甚至可以称为“余秋雨年”。

　　批评的三个层次

　　对余秋雨的批评，从《文化苦旅》开始，前后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表现为3个层次：其一，在肯定余秋雨才华 横溢，文采飞扬的同时，指出他在文章中留下的“硬伤”，包括常识性和知识性错误以及文体方面的毛病；其二，指出他在为 人为文中的矫饰，特别不满于他在文章中对“文革”失足或有意回避，或淡化处理的讳莫如深的态度，直击他常挂在嘴边的所 谓作家的人格和良知。青年批评家余开伟说得明白：对当年参与大批判写作组一事，“在我们的记忆之中，都从未见到余教授 只言片语的一丁点儿反省或反思文字”；其三，对余秋雨散文的话语策略和话语体制所做的文化批评，指出它与我们这个时代 的特殊关系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和意义。

　　批评举证

　　举证之一：高恒文在《突兀之语何其多》一文中指出：余秋雨喜欢在文章中使用“显得过于突兀的警策之语”。 这种“‘片面深刻’的道理，一再以‘警策之语’出现，总是有一点故作惊人之论的嫌疑”。

　　举证之二：韩石山在《余秋雨散文的缺憾》中以《道士塔》写王道士用白灰涂佛像一节为例，指出：“这哪里是 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

　　举证之三：《＜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一文的作者汤溢泽认为，余秋雨“有时犯了阉割史实的错误 ”，他对余秋雨所说“有了它（都江堰），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的观点表示反对，他说：“此点不符 中国历史真相，可以说夸大了都江堰的功能。”

　　举证之四：裴文撰文指出，余秋雨的《山居笔记》冠以“山居”之名不妥，“倘若某人仅凭在有山有水的地方暂 住了几天，便可以将在那里写下的文字标以《山居笔记》的话，岂不令古人笑断了肠子”。

　　举证之五：深圳青年学子朱健国说：“我喜欢《文化苦旅》中的余秋雨，害怕‘深圳赞歌’中的余秋雨。”他希 望“学者们最好老老实实说几句真话，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尽量不要讲假话，违心话，客气话”。

　　举证之六：周泽雄在《最酷的作家》中批评余秋雨“将盗版者与批评者以‘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这一可怕句式 捆绑在一起”，是要“把天下的嘴堵死”。

　　举证之七：丁东和谢泳的文章都提到余秋雨在“文革”中与“石一歌”的关系，谢泳特别提到《长者》这篇散文 ，其中讲到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说他1975年就接触到了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资源，但对照他发表在《学习与批 判》上的《胡适传》，“说明他的思想深处并没有从那些文化中看到真实的历史”。

　　举证之八：《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的作者朱大可认为：“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化时代’， 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表明，知识精英“这个曾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 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的洪流所吞没”，只有余秋雨这样的“市场的先锋”还继续浮在水面上。

　　举证之九：在同一篇文章中朱大可指出：“如果说《文化苦旅》是一次以‘王道士’为话语基调的‘民族主义’ 言说，那么，《山居笔记》就是以‘一个王朝的背影’为基调的‘国家主义’文本，它意在表达作者在文人与国家关系上的微 妙立场。”

　　举证之十：朱大可的文章还指出一点，余秋雨的散文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化“在走向软化、平面化和轻快化方面所 企及的程度。这种软性话语起始于邓丽君的一声娇媚浅唱，而后渐次转换为文人的婉转长吟”。他还把鲁迅的《野草》和余秋 雨的《天涯故事》做了比较，特别指出余文呈现出“轻快、轻浮、轻松和轻贱的‘四轻’面貌”。

　　反批评举证：为余秋雨辩护

　　举证之一：安波舜是余秋雨散文最重要的辩护人之一，他在《谁维护公众的阅读利益》一文中说，他“只是看重 余先生散文在表达历史和现实时的那种抒情意义，即学术理性的认知能力向审美功能转化时，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优雅文笔” 。

　　举证之二：徐明祥在《附庸风雅说＜苦旅＞》一文中也说：“当初差点被一家出版社糟蹋的书稿（指《文化苦旅 》）已经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和喜爱，并开始向大众辐射其文化渗透力，可喜可贺，这是一个民族有思想有理性有激情的 表现。”

　　举证之三：杨长勋著文批评个别人对余秋雨的批评是“强词夺理”，是“有意地无中生有，捏造一系列虚假的事 实，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信以为真”，是“对文化人的无端谩骂和批判”，“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过了”。

　　余秋雨自我辩护

　　近几年来，我已有一个经验，凡有一个新的盗版本出笼，报刊间一定有几篇用极夸张的口气批判我的文章相配合 ；反过来也一样，一见特别怪异的批判文章，立即就能在书市发现新的盗版本。这已经被反复验证了十几次，屡试不爽。

　　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时间 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都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

　　我们是不容易受到干扰的一群。不管耳边多么喧嚣，也改变不了心中的基本判断。其中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在世 纪之交，中国文化如果不驱逐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将从根本上失去原创力，在21世纪国际间诸种文化的对峙、对话中将处 于弱势。

　　几点反思

　　余秋雨现象的出现值得反思之处甚多，首先，余秋雨对于写作态度和立场的选择与定位，在90年代的文化人中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这部分文化人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失落之后为自己找到的一条生路。而围绕余秋雨的争论，则反映 了不同的文化人群落对于这种选择和定位的不同态度。在近期上演的话剧《盗版浮士德》中，我们看到浮士德也被安排到这样 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显示了文化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戏剧可以简单化地处理这种两难困境，而实际生活中，这个 问题恐怕会表现得非常复杂。再有，传媒对“余秋雨现象”的暧昧态度，则暗示了现阶段传媒角色的双重性。而且，我们应该 尊重读者对于余秋雨的选择，其中自然包含着相当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于这种现象的辨析与廓清，将是延续到新的世纪的 重要话题。(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