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一月三十一日电题：被批评者与批评者能够心平气和坐下来对话，消释不快，甚至探讨新的问题，这在当 今中国文坛上实在少见，不过，著名学者余秋雨和新锐作家余杰做到了这一点。

　　余杰日前在其新书《想飞的翅膀》中撰文，用犀利笔锋诘问余秋雨为何不反思文革中所作所为，并直接用了《余秋雨 ，你为什么不忏悔》的醒目标题。

　　余杰抛出的这篇文章，因为言辞十分激烈，文章中甚至指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让人纷纷猜测余 秋雨将会以什么方式反击。联想到前段时间文坛的王朔和金庸之争，不少人预测将会有一轮新的文坛攻讦战就此开锣。

　　“二余”的见面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尽。本来余杰在北大上学、余秋雨在上海居住，可以说是天各一方 。但恰巧前段时间余杰回四川家中筹办婚事，并来成都参加成都市文联组织的一次研讨会，而此时余秋雨也随香港凤凰卫视“ 千禧之旅”的车队来到成都。两人的时间和空间重叠到了一起。

　　本社记者赴四川就此事采访并与双方都取得了联系。

　　将余杰一文的复印件带给余秋雨，他的反应出乎记者预料。按照以前的传言，本以为他会对文革往事躲躲闪闪，没想 到他却爽快接受采访。余秋雨说，从文章看来，余杰是不懂文革的，特别是对那时文章的署名状态、创作状态都有误解，论据 上余杰的指责站不住脚，而文章的逻辑链条更是存在问题。

　　尽管余秋雨有些生气，但他说自己以前读过余杰的文章，认为“这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所以愿意与之讨论问题。余 秋雨特撰文《答余杰先生》，用坦诚、平和的语气回了余杰一封信。信中对余杰文章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对一些谣传作了 澄清，另外，也指出自己对文章逻辑的看法。此文和采访文章一起独家发表在本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周刊》上。

　　采访结束后，记者委婉向余秋雨提出，现在余杰也在四川，而且要来成都，如果可能愿不愿意见面，当面谈清楚这个 事情，没想到余秋雨当即回答可以。

　　余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强调他的文章是“对事不对人”，只是将余秋雨作为一个分析知识分子局限性的个案，“ 没有人和人之间的利益纷争”。记者于是又向他提出见面的建议，经过考虑，余杰也同意与余秋雨见面。

　　在这个过程中，家在成都的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做了许多沟通工作。余秋雨和余杰都是魏的朋友，所以余秋雨致余杰的 信就委托魏明伦转达给余杰，进一步强化了两人见面对话的基础。

　　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八点十五分，余秋雨和余杰在成都状元街四川省川剧院魏明伦住所见面。“大余”、“小余”经过 寒暄之后一度陷入到有点尴尬的气氛，但是还是慢慢切入正题，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对话。

　　最开始的讨论自然与文革有关，与这篇文章有关，余秋雨用比较长的时间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基本经历和文革最考验 人的几个要害部位，特别指出文革那种很可怕的批判人“无限上纲”的方式。他并说，忏悔是个人化的，而强迫别人忏悔可能 会造成人人自危，却悖离了忏悔的初衷。特别是在事实不清的基础上强迫他人忏悔，实际上是以反对文革的名义回到了文革。

　　余杰说，看过余秋雨的信后自己对余秋雨认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消除了一些误解，并且作为个人也佩服余秋雨的胸 襟，但是对于文章涉及到的某些内容，他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余杰认为，余秋雨作为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化界具有相当影响力 的人物，如果能够带头反思，将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和典范，有助于改善中国文化生态现状。他说自己可能还会再写一篇文章 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当问题从一些具体的事情中脱身出来，两人的谈话显得更为放松、愉快。关于忏悔意识在中国是否可行，两人充分交 换了意见。余杰讲，他所说的忏悔不是针对个人，也不是让个人完全承担历史责任，而是“从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出发，为中国 营造一个民主自由的精神平台”。而余秋雨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自相毁损中救助已经很脆弱的文明力量和创造群体，让 他们不要受到野蛮无知的侵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新文化，才可以包容忏悔意识和民主自由。对两者的因果先后，两人 的看法不同。

　　在谈及保护文明和走向社会的话题时，余杰和余秋雨的观点则十分相似。

　　谈论到后来，现场气氛已经比较活跃，但受时间所限，不可能把对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双方都表示对对话的结 果感到满意，甚至希望如有可能，对于有关话题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干戈”未起就化为“玉帛”，这件事情发生的变化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内地文坛频频打笔墨官司的今天，因余秋雨 的大气、余杰的真诚而成就的这次对话，可以说提供了解决此类问题的崭新先例。中新社记者杨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