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先后出版过两种版本的《金瓶梅词话》，时间相隔28年。一是根据卷首有明朝万历丁巳年东吴 弄珠客作序的刻本重印的线装本，两函，共20册，用的是人文社的副牌子“古籍刊行社”的名义，于1957年出版。一是 署名“兰陵笑笑生著戴鸿森校点”的《词话》，作为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的一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平装， 大32开，分上中下三册。据熟悉内情的人告诉我，这两部书的出版，皆与毛泽东同志有关。

　　尽管搞文学的人都知道，无论是鲁迅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或是郑振铎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金瓶梅》 都有很高的评价。

　　但是，这部书关于性的描写比较多，而且写得过于露骨，一向被视为禁书。

　　我在上面曾经提到，古籍刊行社是在1957年重印该书的。众所周知，在50年代初，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一个接 着一个，出版社里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忙不过来呢，谁还敢想到出版什么《金瓶梅》。

　　忽然有一天，从上头传来讯息，说是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金瓶梅》虽有许多淫秽之处，但是从中可以看到1 6世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广阔图景，看到官场，看到生意人。主席觉得该书可以作为内部读物来重印。此书不但可以供专家 教授看，也可以让一些高干包括军队干部看，开开眼界。关于此事，曾经在人文社担任过副社长的许觉民同志告诉我三条：“ ①传达毛主席要印《金瓶梅》的指示，是王任叔在中宣部听的。王当时是社长，由他接受任务并部署影印工作。

　　②该书印数本定1000部。王任叔认为，此书在上海用珂版印，印一次不易，以后很难再印，不如印2000部。

　　③发行范围有严格的限制。”

　　王任叔即作家巴人，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在人文社当社长是很有威望的。

　　谈到《金瓶梅》的发行，本社古典文学编审陈建根笑着对我说：“该书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 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坐在一旁，曾任本社副总编的秦顺新同志说：“那时，我替部队作家魏巍和杜烽一人买了一部。他们是作家，又是从 老区来的，级别也不低，我还雇了一辆三轮车给他们送去呢！”

　　我对他们说：“《金瓶梅》影印本出版时，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听说中青社买了四五部。一部给社长朱语今；古典文学专家周振甫先生和资深编辑张羽各买一部；另外一部放在中 青社资料室，谁也不能随便借阅。买书时还编了号，颇有几分神秘。但是我的耳朵长，谁买了《金瓶梅》，自有耳报神告知。 ”

　　说话就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人文社曾经给领导当过秘书的王之梁对我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来造反，那时 王任叔已经调离出版社，他们找到当时参与出版《金瓶梅》的副社长楼适夷，要他交待为什么出版这部大毒草。老作家兼翻译 家楼适夷弯着腰，低着头，嗫嗫嚅嚅地说：“我有罪，这本书我们印多了！”

　　搞文学的人大都知道，中国的小说创作，过去在内容上基本是一些英雄传奇的故事、神仙鬼怪等等，只有《金瓶梅》 才是由作家独立创作的写市民生活的长篇巨制。再说，我们影印这部书，是由于毛主席的指示，可是这些内情，能够跟那些十 几岁的娃娃用三言两语讲请楚吗！所以，尽管七斗八斗，楼副社长总是避而不谈出版这部书有什么罪。

　　我接着要讲经过本社整理出版的那部《金瓶梅词话》了。我找到负责校点该书的戴鸿森同志。社长韦君宜曾说过，老 戴是《金瓶梅》的专家。我知道他对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西门庆、陈经济的故事极熟，我想引他讲一些他当年校点该书的 趣话。我是老广，老戴是江浙人，我用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遍话“呢个呢个”问他，老戴则讲一口道地的吴语。他“啥个啥个” 地讲了起来。

　　大概在我们出版那部线装本的《金瓶梅》以后，毛主席可能觉得其中秽亵之处较多，只能作为内部读物。应该另外出 版一部经过整理的《金瓶梅》，以便较多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不知在一个什么场合，他曾经跟周扬讲过这件事。周那时是 中宣部的副部长，又是文化部的常务副部长，整天忙叨叨的。主席那次讲话，周扬并没有当作交代的任务去抓紧进行或者思想 上也有顾虑。过了一年多，大概在60年代初，毛主席问周扬，《金瓶梅》的整理本弄完了吗，什么时候能够出版。周扬这才 紧张起来，回来以后，他马上派中宣部出版处长包之静到人文社，要我们马上组织人力，尽快出版排印本《金瓶梅》。

　　“呢个呢个”我这时插话说，“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一部古典名著可以出版整理本、删节本或者改写本，这在 我国是早有先例的，在解放以前，开明书店就出版过经过茅盾先生删节的《红楼梦》、经过周振甫先生节选的《三国演义》， 称为洁本。《世界文库》曾连载过郑振铎标点、删节本《金瓶梅》。30年代在上海，也出版过施蛰存的标点本《金瓶梅》… …”

　　戴鸿森同志接着告诉我说：“1961年周扬通过包之静向人文社交代这一任务，十万火急似的，要求很快完成。社 领导与室领导相商，决定约请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左恭负责整理工作，同时指派周绍良、杜维沫、戴鸿森三人，专职审处左恭的 整理稿本。

　　大约只三五个月，稿子便交来了。大家觉得他那种纯任己意删削、改写、不作说明的做法问题太多，怕行不通。于是 ，集体反复商讨，嘱戴鸿森单拟一整理方案，领导定稿后，打印若干份，征求几位权威人士意见，如齐燕铭、金灿然、王于野 、吴晗等，他们都很快有了口头回应，表示可以。记得只吴晗同志有书面回函，表示支持和鼓励。

　　这样，社方再与左恭商谈，告诉他征求意见情况，送他那份整理方案，退还所交前半部稿子。左当时极表高兴，一诺 无辞，同意据此方案，从头重行整理。

　　1962年下半年起，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先是“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接着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到了1963年，又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文艺团体将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等等，古典室日常业务趋于 停滞、观望，无人胆敢再去过问有“淫书”

　　恶名的《金瓶梅》的整理出版事宜了。估计此时左恭也已放下此事，两边不加问闻。直至“文化大革命”告终，劫后 重理前事，方知左恭久已家破人亡，资料、初稿均无下落，连拿到那个方案后他做过些什么没有，也一无所知。所以“文革” 以后，我们只得自己另起炉灶。

　　“本来我们这次校点是约请张友鸾先生承担的，他的条件之一是要我当他的助手。整理了几回以后，因为他手头上还 有另一部稿子，分不开身了，打了退堂鼓。啥个啥个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了。”

　　戴老先生的江浙话，我这个老广只听懂七八成。看着他讲得累了，我接着说，您老先生校点的《金瓶梅词话》在该书 的校点说明上已经讲明，“我们的愿望是试图提供这样一个《金瓶梅词话》的整理本。

　　既方便于一般文艺工作者、古典文学爱好者的浏览、借鉴，也可以供研究工作者的取资基本上不致有失真之憾。”您 是从校勘、标点，删节三个方面来做这个工作的。正像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所说：“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 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 出来。”您校点的这本书我不但买了一套，而且细细读过，确是达到了郑振铎先生所提的要求，瑕去而瑜更显了。

　　而此书排校之认真，校对之精细，真真达到上乘之水平。人文社真不愧是名牌出版社。

　　我在上面只写到《金瓶梅》的整理，在这里我还应该再讲几句韦君宜社长在公开出版此书时的功绩。在改革开放之初 ，她有胆有识地一边在当时的出版总署呼吁，请上级批准公开出版本书；在社内，她又安排人力物力，为此书的出版作充分的 准备。我们全社同志在背地里曾经亲昵地称之为“韦老太”的社长韦君宜同志，真是功不可没。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金瓶梅词话》两种版本的出版，皆与毛泽东同志有关。前一种影印本出版时，毛主席曾经亲自 见到过；后一种出书时，事隔28年，主席已经过世了。读者们真应该感谢毛主席的真知灼见。

　　黄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