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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储蓄员被开除引发思考：不当英雄就是狗熊？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1月12日06:28 北京青年报

在沈阳空军担任话务员的姚丽

姚丽在终审的法庭上

　　一年前的抢劫案使姚丽背负“狗熊”的骂名，而半年的诉讼之后姚丽依然难以轻松

　　新闻回放

　　1999年7月9日，两名歹徒闯进建行大庆市分行景园储蓄所，威逼三名女储蓄员姚丽、孙海波、李蓬打开柜台门。姚丽躲在柜台下按“110”报警口开关和用电话报警，但警讯均未发出。两歹徒疯狂地用一个5、6磅重的铁锤将防弹玻璃砸出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伞状碎痕，姚丽装作找钥匙拖延时间，蹲在柜台下继续报警，但电话仍无蜂音。孙海波在两歹徒的恐吓下打开柜台门，歹徒用刀逼姚丽打开尾箱(银行专用箱)拿出13568.46元，实际上保险柜中还有25万元，钥匙就在姚丽手中，但她谎称保险柜里没有钱，最终保护好了25万元的存款。

　　第二天姚丽从家中取来13568.46元交给单位。

　　1999年8月5日建行宣布对姚丽的处分决定，认为她严重失职，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

　　姚丽不服申请劳动仲裁，仲裁结果是撤销大庆建行对姚丽开除公职的处分决定，恢复姚丽公职，安排工作，补发工资。

　　大庆建行不服，向大庆市萨尔图区法院提起诉讼。今年1月26日法院判决建行败诉，建行仍不服上诉至大庆市中级法院。3月1日中院终审判定建行败诉，认为姚丽已经尽到了一定责任，不构成严重失职行为。

　　其间媒体展开了一场关于“不是英雄就是狗熊”的大讨论，是生命重要还是国家财产重要的争论也一时难休。

　　3月23日姚丽到建行大庆市分行商贸储蓄所报到，工作至今。

　　6月16日建行大庆分行向姚丽宣布大庆建行党委对她新的处分决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姚丽表示不能接受，提出复议，至今未果。

　　打官司是为了找回公道

　　出事以后，姚丽和丈夫仍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一家人看上去已经完全没有当时报纸照片上的抑郁悲恸，每天吃完饭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家常，嗑嗑瓜子。只有在记者重新提起一年前的抢劫案时，开朗的姚父姚母的表情才黯淡下来，回忆到悲愤处，耿直的姚父会说，“闺女呀，再说下去，我就要掉眼泪了”。终审前的日子，是姚家最不堪的时光。姚母说现在大家开心时还会时常提起原来的伤心日子。

　　提起一年前的抢劫事件，姚丽几乎不敢回忆，每次想起那三分钟心里都会后怕。但是姚丽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抢劫案之后她所面临的事情要比抢劫还要可怕。在去年8月5日听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决定时姚丽觉得自己一切都完了，以至于在协助公安局辨认犯人时，大庆市四起抢劫案的8个银行职员中只有姚丽一个人哭了。在当时她最恨的是那两个劫匪，而经历了与建行的纷争之后，对劫匪的仇视反而没有原来那么强烈了。姚父在法庭上有一句被媒体广泛引用的话，“为什么劫匪能给姚丽一条生路，而你们不能”。现在回想起来，姚丽一家人觉得最后打赢这场官司，能不能找回工作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出了口气，找回了公道。

　　留下的除了伤害还有污点

　　现在姚丽所在的储蓄所已经装上了铁栏杆，每个月都要例行检查报警系统。在单位中，姚丽是最认真检查安全的，她经常会冒出“如果当时也有这些一切就不会发生了”的念头。在新的单位，姚丽属于比较沉默的类型，尤其在支行、市行，姚丽几乎不会主动与人交谈。在储蓄所时常有储户能认出姚丽，问问她现在好不好，而在姚丽看来那件事情留下的不仅是伤害还有污点。姚父在听到女儿说这句话时，着急起来，“怎么能说是污点呢？我们没有错”。

　　在出事前，姚丽每天都是鼓足干劲准备争取进步，现在她觉得能踏踏实实、平平安安地干完一天的工作就可以了，至于工作上的进步她觉得可能性不大，也不再去想了。坐在一旁的姚母看着女儿经常时不时地说“老多了”。姚母说就是这一年多，姚丽像老了十几岁，脸上的皱纹几天之间就都多起来了。出事以前，姚丽就像长不大的孩子，每天嘻嘻哈哈，只要一回家全楼的人都知道，可是现在常常一个人坐在一边发呆，据说是终审前的那8个月留下的习惯。那个时候家里谁都看不到希望，觉得姚丽一辈子都毁了，更不要提什么前途。姚丽经常看着电视、说着话就突然呆住了，开始掉眼泪。现在问起姚丽对工作有什么期望时，姚丽依然显得很颓废，“保住这个工作就行了”。

　　不敢心存一丝侥幸

　　和姚丽一起到市区时，姚丽显得非常谨慎，随时注意包有没有拉好，旁边有没有小偷。这也是在出事以后养成的习惯。姚丽说现在的她不敢存一丝侥幸心理，胆子比原来小多了。刚上班时，只要看见几个男的一起走进储蓄所，姚丽都会紧张半天，有的储户进来后随手把门带上，姚丽都会想起抢劫的那天。

　　出事以后的姚丽和同事、朋友也疏远起来，在终审之前她最怕出门遇见熟人、同学。原来每次上下班，姚丽都会过去和工作在她家附近的同学聊聊天，可是自从出事以后，为了不让同学看见她，姚丽尽可能地绕道走，对于这件事提与不提都是尴尬。就是现在和同学、好朋友聚会的时候，大家也会尽量回避提及原来的事情，姚丽觉得无论是回避还是不回避，有很多事情她都无法再与原来的朋友们交流了。

　　幸福生活一波三折

　　关于姚丽的新闻是从3月开始在媒体上慢慢淡去。今年3月1日大庆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定大庆建行败诉，法院认为姚丽所在的景园储蓄所被抢劫的主要原因是该所未安装恐吓报警器、110报警装置失灵，致使遭受侵害时不能及时报警，使工作人员处于孤立无援的的状态所致。持续半年之久的“姚丽事件”到此也就画上句号。那天终于可以摆脱担惊受怕的姚丽一家人在出事后第一次到饭店好好吃了顿团圆饭，姚母说那是比年夜饭还要好吃的一顿饭。全家人都以为这天是幸福生活的重新开始，直到第15天法院判决正式生效。

　　3月15日拿到法院终审判决书的姚丽第二天就到支行报到。事前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支行行长并没有给姚丽分配工作，而是电话请示市行，姚丽被要求到市行与领导谈话。担心以旷工为由被再次开除的姚丽当天就到市行等待接见，但是直到5天后姚丽才终于等到这次接见，谈话的结果除了安排工作还有行政记大过的处分。而这正是姚丽三度上法庭所要抗争的，姚丽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

　　三个月后市行以组织的名义向姚丽宣布了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姚丽觉得这样的决定无法接受，提出复议。两个月后复议被银行口头驳回，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仍然是姚丽的一块心病。

　　抢劫案成为反面教材

　　重新上班的日子里，6月5日姚丽记得最清楚，在那一天大庆建行全行开大会看教育录像。姚丽没有想到自己的事情会作为第一个反面教材被放映。姚丽本来以为自己的事情可以慢慢平息下去，在全行看教育录像时，她觉得自己身上还是带着抹不掉的污点。看完录像银行要求每人写感想，姚丽把自己的不理解写到了感想里。交完感想之后，行里的领导再次找到姚丽谈话，而再之后就是党内严重警告以及行政记大过的处分。

　　在姚丽事件之后，建行大庆市分行让全行的工作人员签署了一份安全保卫责任书，在这份责任书的责任指标中提到如发生事故和案件应立即报警，全体员工要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与犯罪分子进行殊死斗争，不惜一切保护好国家资产和财产安全，并且规定畏缩不前、拱手交出国家资金和财产的要处以罚款、处分以及刑事责任。

　　这份责任书要求每个人都签字，当时姚丽还没恢复上班所以不用签字。姚丽事后说即使当时让她签字她也不会，她觉得这份责任书和卖身契没什么两样。姚丽和她的家人始终不理解为什么生命在有些人的眼里就那么不值一提，如果当时一定让她签字的话她还是会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在打赢了三场在他们看来几乎不能赢的官司之后，姚丽越来越相信法律，她说以后再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她还是会选择用法律讨回公道。

　　父母是我的后盾

　　回忆起来姚丽觉得自己已经挺幸运的了。在决定劳动仲裁时，一家人都没有把握能不能赢，按照姚父的话，自己家就像一个小蚂蚁，而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姚丽输定了，也没有谁相信姚丽能够坚持打完所有的官司。姚丽说这都是因为她有最好的父母，没有坚强的父母做她的后盾，她恐怕坚持不到现在。即使在诉讼最艰难的时刻，姚丽一家人都没有动摇过，在油田工作了37年的姚父说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也要讨回公道。姚丽说自己的幸运还在于有那么多人支持她，许多采访她的记者也成为她的智囊团。

　　就在记者前去采访的前一天，姚丽还接到一位长春老大爷的电话。老人从前也是军人，看到姚丽的事情以后，说什么也要到大庆去看看她。那天大庆刚开始降温，日间温度也只有零下5度。姚丽虽然感动，还是好说歹说劝消了老人的决定。在与建行打官司的那段时间，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和信件，以至于送信的邮递员都认识了姚丽一家。

　　理解体谅最让我感动

　　在单位里，这样的同情和理解常常使姚丽感动得落泪。恢复工作后，建行曾经召开过党员会议，审议是否开除姚丽出党。在听到指责她的发言时，姚丽既没有争辩也没有难过，只是坐在一旁。而当她的新同事，单位里新来的大学生告诉大家姚丽在储蓄所每天都坚持检查后门的防护栏，并说这样的坚持自己肯定做不到，像这样的同志应该给她一个机会，不应该毁了她的前途。听到这里，姚丽再也没有办法平静了，重新开始工作后，她希望用好好工作来使大家忘掉过去，但原来的事情还是有人不理解，还是有人不肯忘记。而当建行的经警，也是当时抢劫案接到姚丽报警电话的值班警察说到：“姚丽也是个正常人，当时那种情况她还能想着报警，这就已经很不错了，她已经做了一个25岁女孩儿所能做的，也承受了一个25岁女孩儿所能承受的。”姚丽哭了，她说“25岁女孩儿”那句话是最让她感动的，像这样设身处地从她的角度来看待那件事情的人在建行并不太多。

　　是选择生命还是选择财产

　　当问起以后的准备时，姚丽只是笑了笑，她现在最想摆脱的是行里给的处分，她觉得自己已经胜诉了就不应该还有这些处分。最近姚丽想添置电脑，她把原来准备换手机的钱留下来想买一个可以上网的电脑，很多关于自己的报道，姚丽都是在网上查到的。姚丽一家自从出事以后，每天都要看看新闻，尤其是破案申冤之类的专题片，每当看到有谁落难的新闻，全家人都会表示同情，并且联想到半年前的姚丽。现在姚丽开始鼓励退伍在家等待安排工作的丈夫多看看股市，她说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一棵树上吊死。而这些想法据说都是一位采访过她的记者告诉她的。

　　有许多假设是姚丽时常想起却又时常难以想象的，要是当初知道会有这样的境遇她会不会与歹徒搏斗？要是在新的储蓄所再碰到抢劫她会怎么办？恐惧过后的姚丽时常也在想是生命重要还是那一万块钱重要。曾经有人把她和11年前与歹徒搏斗的银行女职员“二兰”做比较，姚丽没有对英雄“二兰”之后获得的荣耀感到羡慕，只是说：“也许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我当时的处理已经竭尽全力了，那种情况搏斗也是徒劳。”被安排到北京工作的潘星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回答：“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我觉得她那么做有她的道理，但是我的原则依然是：人在，钱在。我也有我的道理。”(文／本报记者钟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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