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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家教引发大学毕业生弑母悲剧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1月21日08:07 北京青年报

　　11月8日深夜，石家庄火车站派出所民警截获了一个行迹可疑的北京青年。在公安值班室，这个文质彬彬的男青年突然说出了一句让民警们大吃一惊的话：“今天凌晨，我把妈妈杀死了。”当地《燕赵都市报》的记者，在等待北京警方接人的空当采访了这个男青年。消息传到北京，本报记者立即进行了追访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11月8日晚上9时，石家庄市火车站候车室，一名始终蜷缩在座椅上的男青年引起民警注意，细心的民警把他带到公安值班室进一步审查，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万多元现金和一张去往昆明的火车票。

　　青年长得像个大学生。他拿出身份证，上面注明他叫奚×（以下称奚某)，家住北京海淀区。他说他是1996年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匈牙利语。最后，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毅然决然说出一句让民警都吃惊的话：“今天凌晨，我把妈妈杀死了，捅了5刀。”

　　9日上午，奚某暂被留置在石家庄车站派出所，等待北京警方来人。记者采访了他，他说，“这么多年，没有人肯听我说说我心里的话。”

　　-他说：我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已经移居国外。一般人都认为我们生活很好，但我从小就没有感觉到幸福。

　　这件事情(指杀死母亲)是长时间家庭积累起来的矛盾冲突造成的，这些矛盾对我的精神、身体的损伤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

　　我很小的时候，因为父母单位离家较远，单位幼儿园只收家在单位的孩子，所以，当我应该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却把我关在集体宿舍里。每天，他们扔给我几本小人书，让我用蜡笔在上面描画，就上班去了。没有人跟我玩儿。我不愿看书的时候，就趴在窗口看路上的人，看那些同龄的蹦跳活泼的孩子们。

　　那时，除了寂寞，在我的生活中，就被家庭矛盾充斥着。小时候，父母经常吵架，妈妈管教我的方式就是打我。

　　她要求我很严。1983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一天傍晚，我站在院子里一棵大杨树下小便，妈妈从屋子里冲出来，狠狠地一脚踢在我的后腰上……过了一段，我的腹部起了一个包，到儿童医院住院，医生确诊是输尿管狭窄，双肾盂积水，后来，一个肾萎缩了，至今，我只有一个肾。别人说这是先天性的，可我认为，是那一脚踢的。

　　我因为这件事休学一年。本来我上学就因为学校和家的距离远而晚了一年，这一来，已经比周围的孩子大了两岁，从心理上就跟别人拉开了距离。我性格越来越内向，不愿意跟别人交往。但是，我学习非常用功，连续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本来可以被保送进重点中学，又因别的原因落选了。父母不甘心，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帮我进了这所重点学校。

　　1988年父母去了匈牙利，把刚上中学的我和妹妹留在国内上学。从1988年父母出国至今，他们只是偶尔回来住半年，但是，见到我，他们只有谴责。

　　随着年龄的增长，心底里的障碍越来越厉害地啮噬着我的心。到高中，我的内向性格发展到病态的地步，我没有朋友，行为孤立，总是内心很怯懦，眼光不敢跟别人相对，上课时，怎么也无法集中注意力，老师讲的什么，我全不知道。这种情形持续到毕业，又是父母通过努力，让我进入大学，匈牙利语这个专业是他们为我选的，他们希望我能在他们的圈子里混，将来到匈牙利继承他们的事业，其实，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意愿。但是，他们从来不给我自由。

　　在大学里我也有一段比较快乐的时光，他们都不在我身边，我在一定程度上自己支配生活。我去看了学校里的心理医生，医生说我患的是抑郁症，帮我确定了治疗方案，为了多接触人，还在留学生楼为我找了一个前台服务的活儿，勤工俭学。在做前台服务生的时候，我对韩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因为这里有很多韩国人，我服务做得很好，有一个韩国老教授开始教我韩国语。为了跟我的朋友交往，我在家里装了一部电话。在那年的春节，我跟三四个朋友到河北灵寿的农村过，我们过得快乐极了。这些朋友里有一个女孩，在新学期开学时遇到住宿的困难，我同意她暂时住进了我的家里。

　　-我真的不是个孤僻残忍的人，我很愿意帮助别人，非常希望将来能为社会做贡献。大学生活，为我敞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我觉得我可以跟其他人一样过正常的日子了。但是，这时候，父母又回来了。我的生活又起了变化。

　　他们不准我学韩国语，说没用；勤工俭学被认为耽误学习，也不能再做下去了；他们责备我安装了电话，把我屋子里的电话扯断，装进了他们的房间，有同学来电话，他们连告诉都不告诉我一声；对于那个女孩曾经在我家住过的事，他们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可他们明知我是清白的。

　　妈妈是今年8月份从匈牙利回来的，这期间，我们经常发生一些冲突，她总是记着我的错，并且，还留证据。11月7日晚上，妈妈给爸爸打了个电话，说让爸爸马上回来，说是关于我那个肾为什么会萎缩的事，要回来解决一下。我一听，知道她又要找事了，我说：“妈妈，我并没有说什么，你没必要让爸爸回来。”妈妈不说话。

　　我又回自己屋里看书了，我正在准备考英语四级和计算机二级，白天学习很累。到晚上10点多，我上床睡觉了。但我睡不着，想着妈妈要爸爸回来的事。这时妈妈下楼了，找了一个人来鼓捣家里的传真机。他们不断地说话，一直到半夜1点多，他们还在弄。我实在烦了，出来嚷了一句：“我白天学习很累，你们能不能让我睡会儿觉？！”他们只停了几秒钟，就又开始说话了，根本不理睬我。我躺不住了，头都要裂了，火儿一下蹿上来，跑出屋子猛地把传真机扔到地上砸了起来，我抑制不住，又蹿进妈妈的屋子，把她屋里的电话线扯断，把电话机砸了。妈妈立即把派出所的民警叫来了，派出所的民警已经不止一次被父母叫来到我们家调解事端，我觉得这是一种耻辱。那天，为了证明她是多么委屈，妈妈跪在地上，用头撞墙。像以前一样，民警让我给她赔不是。见她平静下来，民警就走了。我把地上的电话机收拾起来，又回自己屋里去睡觉。这时，妈妈使劲儿来敲门，让我把电话装好，我说电话坏了，今天没法装。

　　但是，她火一直很大，说话激动得不行。

　　妈妈的情绪激起了我的火儿，我进到厨房，就拿起了刀子。然后，就发生了本不该发生的悲剧……

　　直到早晨8点，我还没想好怎么办，后来有人按门铃，我害怕了，想，逃吧，北方太冷，到昆明去，那地方偏点儿，能躲几年。我从银行里取出7000多元钱，又到保险公司退了一个保险，退出3900元，然后逃了出来。

　　奚某这时突然歇斯底里地嚎啕起来：“我没有预谋，一点儿也没想到会这样，要是妈妈还活着多好啊！告诉人们我这事留下的教训：不要打孩子！那些小孩无依无靠，打他们，他们也没地方去讲理，我挨打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为我说话！”他抬起头，满面泪水：“我经常孤独地哭，我特别痛恨那些粗暴的强者，那时候，谁来听听我心里的苦啊，我觉得我这人挺可怜的，可是没有人可怜我。”

　　他的声音慢下来，可是浸满了悲伤，“家长处理事情时一定要协商，相对于孩子，他的势力很强，不要强迫别人按他的意愿去做事。”

　　下午，奚某被押回北京。(《燕赵都市报》记者吴燕霞、通讯员史立光)

　　(本版文章隐去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姓名)

　　11月16日，记者在海淀分局看守所采访了被北京警方押回的奚某。

　　记者：这几天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下度过的？你对母亲有那么多的积怨是不是现在解脱了呢？

　　奚某：我就是觉得我作案以后特别后悔。我以后再也见不到我母亲，不能伺候她老人家了。我想真给我后悔的机会，再与我妈有矛盾我会跪下来求她。虽然我妈妈的一些做法影响了我的情绪和思维，但是我妈妈从小对我还是有好的地方。小时候的棉衣是妈妈一针针缝的，包括上学走后门也是为我好。这几天我想起许多我妈照顾我的地方，吃喝方面她都是先尽着我，我住院回来她把南面有阳光的房间腾出来让给我住。就是她的态度让我接受不了。通过这件事我也发现了我的弱点，我记仇。

　　记者：与你妈有矛盾怎么不跟她好好谈谈？

　　奚某：我试过，但是我妈妈说话总是支支吾吾，要不就把话题岔开，每次都谈不下去。

　　记者：你嫌你妈妈管束你，大学毕业后有没有想出去独立生活？

　　奚某：我单过过两次，都是在外边租的房子。但是我除了匈牙利语没有别的特长，找了两次工作都没成，没有生活来源，只能还靠父母。

　　记者：你认为这件事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奚某：光是当天的事怎么激烈我也不会杀人，主要原因是家庭环境让我的情绪恶化，日积月累。再有这也与当时的心理情况有关系。我正准备考英语4级，母亲老是这样我就没办法学习。发案当天的情况是我已经连续好几天每天复习到凌晨两三点，精神有些失控。

　　记者：发案后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奚某：遗憾和迷茫。现在想我对我母亲还不是一点感情没有，在逃跑的火车上我后悔得还偷偷地掉眼泪。这也是我承认犯罪的原因，我想母亲已经去世了，她不能再为自己辩护，我承认是我杀的母亲，心里还好受一些。

　　11月17日下午，记者来到奚某家所在的居民小区，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这起弑母案的深层次原因。据奚某父母所在单位的有关人员介绍：案发当天已通知奚某的父亲从国外赶回来，现在67岁的奚某父亲已回来处理此事。

　　根据掌握的地址，记者在奚某家的楼下徘徊良久，还是不能下决心贸然去敲奚家的门，我不知这时候对一户这样的人家采访，会不会给他们的伤口上增加新的创痛？

　　我去求助于小区家委会。负责人建议我去找一位与奚家很熟的女士。这位女士看过石家庄媒体的报道后简单地说了句：“(奚某)在报纸上说的水分不小。我觉得他妈对他真是不错。两居室的房子，看他身体不好让他住南屋，妹妹住客厅，父母住北屋……做父母的再怎么着还不是为儿女好？”

　　我希望这位女士向我提供奚家的更多情况和电话联系采访，被她拒绝了。女士只让我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说她先去和奚家说一下再通知我能不能接受采访。我留下了所有的联系方式，但是直到发稿时依旧没有接到这位女士的电话。

　　这位女士的话使记者再次坚定了挖掘该案的社会原因的想法。弑母案近来在我们身边已出现了几起，归纳这几起案件，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是子女嫌父母对自己干涉太多，管教太严，望子成龙。而父母却认为自己都是为了子女好。这种对母爱理解的错位，酿成了一个又一个家庭悲剧。这难道不是全社会都应该警醒和总结的吗？(本报记者李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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