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再说6月30日那天，阿娟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说出自己是被谁强奸后就不醒人事。阿娟父亲一听女儿屡被邻居平仔强奸，立即就要去找他算账。医生好言相劝阿娟患的葡萄胎属于恶性肿瘤，若不及时送到广州救治，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且等将阿娟抢救过来，取得一手证据再报案也不迟。当晚，阿娟被河源市医院的救护车转送至广州市某医院急救。经诊断，阿娟患了侵蚀性葡萄胎、重度妊娠高血压、失血性贫血综合症。

　　那么，葡萄胎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事后向妇科专家请教得知，葡萄胎是在受孕后，由于绒毛膜细胞过度增生使绒毛变成一堆大小不一的透明水泡，形似葡萄而得名。葡萄胎一般发生在妊娠2～3个月，常伴有高血压、阴道流血等症状。

　　那么，凭阿娟怀里的葡萄胎，能否鉴定出施暴者的DNA，并将其绳之于法？面对阿娟父亲的询问，一位医生随口说：“现在全世界都难查！”手术后，阿娟的胎盘即被医院处理掉。

　　阿娟的父亲懵了，平仔若不承认是他强奸的，女儿岂非告官无门？于是，他盘算着怎么才能从平仔身上取得证据。8月6日，他将平仔约到镇上一家饭店，并得到了由平仔亲笔书写(画押)的一份“惨悔书”(应作“忏悔书”，记者注)。这份“忏悔书”反映了平仔从1998年4月至1999年12月在同一地点共强奸阿娟7次。“忏悔书”全文如下：

　　惨悔书

　　1998年4月强奸XX(指阿娟的真名)一次，用棉被遮住她的嘴、捆到床上，强奸大约15分钟，如果告诉别人，叫黑社会的人强奸你。否则，把你全家砍掉。1998年7月，放假期间在XX房间又强奸XX一次。1998年8月，时间大约晚上8点左右，又强奸XX一次，次次威胁。1999年3月，在二楼房间，当见到没有人又强奸了XX一次。1999年7月在XX房间，放暑假期间又强奸了XX一次。1999年8月，在二楼XX房间，当时只有她一人，又强奸一次，以上都是用强硬手段。1999年12月，晚上10点多又到XX房间强奸XX一次。

　　强奸人×X平

　　2000年8月6日

　　阿娟父亲在获取“忏悔书”次日到镇上的派出所报案，警方遂传讯平仔，但平仔向警方作的口供却与女方指控和“忏悔书”上的记录有出入，他只承认强奸阿娟5次，而且这5次强奸都发生在1997年，即平仔在读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和读六年级的上学期，其时平仔未满13岁。结果，平仔在被传讯不足两小时后被警方送返家中。第二天，心有不甘的阿娟父亲前往东源县刑警队报案，但直到目前，警方仍称“定不了案”。

　　原来，警方认为阿娟父亲在取证时涉嫌动武，因此这份证据不具法律效力。按平仔父亲的说法，那份“忏悔书”是平仔在被逼的情况下按阿娟父亲的要求照抄下来的。

　　当地派出所的一位警察惋惜地对记者说，如果阿娟报案及时，保存下手术后取出的葡萄胎，又或由警方在医生的配合下对其羊水进行测试，是完全可以检测出授精男方的DNA帮助断案的。只可惜，在广州那名医生的误导下，阿娟的葡萄胎已被当作废弃物处理掉，从而贻误了警方取得一手证据的机会。

　　另一方面，平仔父亲也一再向记者强调，他将起诉阿娟父亲私设公堂逼平仔写下“忏悔书”。他并向记者出示了由灯塔镇医院开出的“软组织挫伤”临床诊断。

　　阿娟父亲承认确实打过平仔两个耳光，原因是他当日和平仔面谈时，平仔承认强奸了阿娟，但当被要求一一写下时，平仔竟说：“写什么，到时给你几十块钱疗养费就行了！”于是他才动了手。他说自己动手时，平仔掏出一把二三十厘米长的水果刀向他刺来，被他夺下。他认为这把刀便是平仔多次强暴女儿时使用的凶器，事后将刀交给了警方。

　　平仔父亲则坚持儿子只“经手”了5次，“而且最后一次是女方到我儿子房间去做的。”他说阿娟的亲叔叔阿全(化名)在1998年春节给平仔写了一封恐吓信，还打了平仔几次，之后双方再也没有来往。

　　平仔父亲为佐证其子与阿娟的葡萄胎无关，反复强调了那个关于“葡萄胎是鬼胎，是近亲之间性交生成”的迷信说法，并称曾目睹阿娟和叔叔阿全“打波”。据他说，阿娟的叔叔几年前坐过牢，是保外就医出来的，曾勾引过在校女生，案发前出外打工，现在下落不明，警方正在查找这个人。

　　阿娟叔叔突然被牵入案件令案情变得更加复杂，阿娟家人对此有何反应？请看明日连载。新快报记者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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