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一位七十多岁的农民，本来已交足了提留款，一位乡干部却硬说他没交够。这位农民争辩了几句，就触怒了那个股级干部的“龙颜”，他整了这位老农的“犯罪材料”，准备让他知道点厉害。幸好，这位农民的儿媳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得知消息后，马上给县领导反映了此事，想看看公公到底犯了什么法。县领导了解真相后，很快制止了这起非法拘禁事件的发生。

　　据群众反映，这个地方的一些乡，每年都发生非法拘禁农民的事件，大多是因为提留款和其他收费问题，一些农民与乡村干部发生了点口角，结果，就被他们“绳之以法”。我所了解的其中一个乡，有很多人在外打工。我曾问一位在京打工的老乡：“把地摆弄好不同样能赚大钱吗？”他说：“你不了解现在咱那里的情况，乡村两级干部一年到头收这款收那费，名堂多着呢。你晚交一天，或想讨个‘说法’，他们动不动就把你抓去折腾一番。”

　　我对这位老乡说，这种行径是违法的，应该诉诸法律来解决。他说：“我们不懂什么法，再说也不敢告。这几年来，全乡仅有两位农民告状。结果，乡干部把他们关了好多日子。有个村干部对一位要告状的农民，连他那未成年的儿子也要殴打。后经村民苦苦哀求，才被放了一马。”

　　极少数基层干部为何那么凶？百姓到底犯了哪门子法？一位来京托我办事的乡长道出了“苦衷”：现在，乡里财政困难。一个乡里干部有一百多人，再加上几百个村级干部，农民提留款收不上来，乡村干部的利益就不能保证。若提留问题完全按政策或法律来办，这很不现实。一个村里要真出几个懂法的“刁民”，那么，这个村里的工作就搞不下去了。

　　这话蕴涵着问题的症结：少数干部执的是无法无天的“法”，他们之所以随意践踏法律，因为面对的是不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百姓。正是这种执法环境，为少数干部胡作非为、徇私枉法、鱼肉百姓提供了可乘之机。这种情况在落后的地区很有代表性。我揣测，极少数干部的逻辑是：你最好是法盲，好耐着性子随便让他们捏。

　　给他一捧土，还你一座山。中国老百姓的“报恩”意识恐怕其他民族无法相比。极少数将百姓视为“刁民”的“刁官”，岂不是有意置自己与广大群众对立吗？

　　积怨甚多不是好事，践踏法律终要付出代价。假如有一天，农民的法律素质提高了，非要与极少数“刁官”讨个“说法”不可，看这些“刁官”该怎么办？想必他们为“官”也为到了尽头。

　　据说，这个地方的少数干部无视法律的行为，已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不久将要对他们的问题进行调查。到时，不知这极少数干部又有什么对策？(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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