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投资达一亿多元的襄樊市国税大厦，从1997年开始动工兴建。可这幢30层的大厦到现在尚未最后完工，两名贪官就已翻身落马：一个是襄樊市国税局副局长陶正非，另一个是该局基建办副主任鲍睿。

　　据检察机关认定，陶正非、鲍睿两人在国税大厦的建设过程中，共同或单独向施工单位索贿、受贿人民币148万元、美金3万元。目前，这起特大受贿案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签合同前先谈回扣放下电话驱车取钱

　　陶正非是襄樊市谷城县人，经济学硕士，仕途一直平坦。1994年7月，他担任了襄樊市国税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分管基建工作。

　　1997年，襄樊市国税局决定拆除老楼，兴建一栋30层的现代化的综合性办公楼，筹建工作由陶正非全面负责，基建办公室副主任鲍睿具体实施。

　　1997年春，国税大厦即将破土动工，襄樊市某桩基公司取得大厦桩基及基础开挖工程的承包权。在签订合同之前，陶正非即安排鲍睿与对方负责人张某谈回扣的问题，开口就要20万。后来经过谈判，陶正非作了“让步”：“算了，搞个15万。”

　　工程合同送到陶正非手上后，鲍睿多次向施工单位索要回扣。施工单位因资金困难，借各种理由拖着，陶正非也就迟迟不在合同上签字。后来，施工单位实在拖不起了，就先筹了4万元，安排人给送过去。鲍睿拿到4万元现金后，向陶正非作了汇报。第二天，正在武汉出差的陶正非就返回襄樊，爽快地在合同上签了字。

　　第一批工程款拨付以后，鲍睿又打电话给该公司负责人张某索要剩下的回扣。张某不敢得罪，答应立即准备6万元，让鲍睿抽时间过去拿。鲍睿放下电话后，驱车直奔该公司取钱。此后不久，鲍睿又从该公司要到了剩下的5万元。

　　1998年初，陶正非又将拆除旧楼的工程包给了这家公司，该公司又付给鲍睿1万元材料款。鲍睿收到上述4笔共计16万元后，向陶正非请示怎么处理。陶正非并没有马上与他的“副手”坐地分赃，而是让鲍睿将这笔钱以化名存入银行。到了1999年9月份，陶正非认为这笔钱已经很安全了，遂让鲍睿将这笔钱取出，自己分得9万元，鲍睿分得7万。

　　收受50万不吱一声狮子开口越张越大

　　基础开挖工程完成后，国税大厦进入主体施工，主体工程总造价近2000万元。经考查筛选，最终有6家公司入围参与竞标。陶正非看好了一家大型建筑企业的襄樊分公司，在招投标会上发表了倾向性意见，并制定了有利于该公司的考核评分标准，为以后索要巨额回扣埋下伏笔。

　　在封标之前，陶正非又让鲍睿以商量工作为名，找到该公司负责人郑某，商谈回扣的问题。鲍按照陶的指示，开口就要150万。因数额巨大，郑某没有表态。

　　鲍睿将谈判结果向陶正非汇报时，陶正非说：“150万不行，就搞100万。”鲍又找到该公司负责人说：“你们愿不愿意搞？没有100万是搞不成的。”郑某不敢怠慢，忙召开公司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后决定答应鲍的要求。

　　1998年6月14日，鲍睿即打电话给郑某：“你们先准备50万元，开标之前送过来。”第二天，郑某打电话给鲍，约好下午在襄樊市文博馆门前停车场见面交钱。

　　襄樊市文博馆地处襄樊市南街，相对比较僻静。鲍独自一人驾车到达文博馆门前时，郑某独自一人已驾车先到了。双方见面后，鲍没有下车。郑某刚准备开口说话，鲍急忙向他做了一个手势。郑某心领神会，开车跟在鲍的后面。

　　两辆桑塔纳一前一后驶离文博馆，在市内转了几圈。鲍确信没有人跟踪后，将郑带进了襄樊市370医院的家属大院。鲍仍不下车，将车内音响开到最大，以防对方录音，并示意郑不要讲话。郑心照不宣，将装有50万元现金的纸箱从自己的车上搬下来，放到鲍睿车子的后座上，冲着鲍伸出5个手指头。然后，两辆车分头迅速离去。在整个过程中，双方都没讲一句话。

　　鲍将50万元带回家中，给陶正非打电话说：“东西已经顺利拿到，怎么办？”陶说：“你明天给我拿一部分过来，我有用。”第二天，鲍提出30万元用报纸包好，用一黑色塑料袋提到陶正非的办公室，还向陶描述了第一天取钱的“惊险过程”，一来向领导表明自己的精明能干，二是请陶副局长放心，这钱绝对可靠。陶点头不语，顺手把钱塞进了书柜。

　　第二天下午，国税局公布招投标结果，当然是那家送了钱的公司中标，接着就进入合同的正式谈判。同年9月18日，双方提前一个多月签订了施工合同。2个多月后，首批工程款270万元也顺利拨付到位。这时，鲍睿又给郑某打电话，索要剩下的50万元。双方再次约定在老地方见，整个交易过程跟上次如出一辙。其后，鲍睿分给陶正非25万元，自己拿了25万元。

　　在此期间，鲍睿还单独向施工单位索要了20万元的“辛苦费”。这20万元的“辛苦费”，鲍没有“按照程序”向陶正非“进贡”，而是悄悄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拒收小钱假扮清廉机关算尽捞取名誉

　　除了共同索贿受贿外，陶正非和鲍睿还单独“捞票子”。鲍睿单独捞的20万元，陶正非不清楚。陶正非单独捞得的3万元美金，鲍睿也不知晓。

　　1999年上半年，陶正非决定将外装修工程交给沈阳一家公司做，直接提出要100万的回扣，对方满口答应。后来，陶正非说想等儿子中学毕业后，送儿子到国外培养。该公司负责人投其所好：“你要送儿子出国，干脆给你10万美金怎么样？”陶正非欣然答应。其后，陶正非几次索要，最终要得3万元美金。

　　就是这样一个狮口大开的巨贪，却总是要摆出一副“清明廉洁”的形象。陶正非将外装修工程交给沈阳这家公司后，决定退还襄樊一家装修公司贿赂的一笔钱。他将该公司负责人的弟弟约到办公室，故意提高声音说：“这笔钱我不能收，你拿回去，不能这样搞。”

　　过了几天，他碰到了该公司的负责人，问起退还的这笔钱他收到没有。该负责人说：“没有哇，我回去查查。”陶正非做贼心虚，急忙买了个微型录音机，将该公司负责人的弟弟等几个人约到一起吃饭，故意将话题引到这笔钱的问题上，并偷偷打开录音机提高嗓音说：“上次退给你的那笔钱交到公司没有哇？这笔钱我不能收，你们这种搞法不对，不能这样搞。”“噢，我还没来得及跟公司说。”对方回答说。

　　录好音后，陶正非发现效果不好。第二天，他再次将该公司的人约到一起，又录，发现效果还不行。这样反反复复录了三次，直到录音听得清楚才罢。

　　有一次，广州一家公司悄悄送给陶正非1万元，陶正非把这笔“小钱”交给纪检部门，退给了该公司。领导带头“拒贿”一时传为佳话，陶正非因此还捞了个“优秀廉政模范”的称号。

　　群众举报揪出贪官伪装画皮彻底撕下

　　从1999年底至去年三四月份，襄樊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不断收到群众举报，反映鲍、陶两人的经济问题。襄樊市纪委和检察院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对举报材料进行分析甄别，认为群众反映的问题比较具体。襄樊市检察院检察长张安福就此向襄樊市委领导作了汇报，得到全力支持。经过初查，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2000年6月，襄樊市纪委、市检察院有关领导和办案人员组成专案组，副检察长杜程胜、反贪局局长陈训洋坐阵指挥，市检察院侦查一处处长金安军、检察员白云等一批精兵强将参与办案。湖北省检察院对此案也极为重视，向襄樊市检察院下发了督办函。

　　同年6月15日，经过大量的外围秘密调查后，办案人员决定正面接触鲍、陶两人。当天下午，办案人员兵分两路：一路直接到陶正非的办公室，另一路径直到鲍睿的家。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办案人员均身着便装，化装成某公司员工。当时，陶正非正准备下班，办案人员进了他的办公室：“陶局长，我们是××公司的，想找您有点事。”

　　陶正非欣然应允，办案人员将其带到了设在某宾馆房间的办案点，向他表明了身份，要他好好交代问题。陶正非口气很大：“我一点问题也没有，请我进来容易，送我出去不易，我要你们局长亲自送我回去。”然而，陶正非再也回不去了。

　　晚上约6时，另一班人马提着价值约四五千元的礼品，敲响了鲍睿家的门，这礼品是办案人员自己掏钱买的。鲍睿还真的以为又有人送礼来了，却不知这次来的是检察官。

　　两人到案后，办案人员首先攻破了鲍睿的心理防线，又连夜对鲍睿家展开搜查，当场搜出144万元存单和6万元现金。案件取得重大突破后，办案人员又兵分几路，在沈阳、广州、武汉等地取得大量证据。

　　办案人员对陶正非传讯无果后，纪委对陶正非实行了“双规”，要求陶正非自己写出深刻检查。令办案人员啼笑皆非的是，陶正非写出的长达数万字的“反省”材料，无异是一封洋洋洒洒的“表功书”：自己如何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如何勤政廉洁，拒绝了哪些贿赂，曾获得过哪些先进，受到哪些奖励等等，却没有交代一分钱的经济问题。

　　事实胜于雄辩。经过检察官们大量而辛苦的侦查工作，陶副局长精心伪装的“清明廉洁”画皮被撕了下来。2000年7月，陶、鲍两人先后被逮捕。张泉、阿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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