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因为与老师发生口角，学生遭几位同学的毒打导致双眼失明；10年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的学生把老师和打人的同学推上了法庭的被告席。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但由于本案在重新处理时，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一场沉重的官司似乎已淹没于时间的长河之中。

　　但是，一切并未结束。由于检察院认定法院在法医鉴定时程序违法，对判决结果提出了抗诉。

　　1月5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此案。在庭审中，人们发现了一个令人瞠目的事实：同一法医，参与同一鉴定，却作出了两次不同的结论。

　　老师被学生推上被告席

　　济南市市中区法院在一审判决书中称，1990年2月15日上午，济南市第十四中学初三(6)班的张兆海早读迟到，因其双眼高度近视，在喊报告时未看到老师让其进去的手势，再次喊报告，老师再次招手让其进来，张仍未看到，并再次喊报告。结果老师认为他是在故意捣乱，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在争执中，老师气愤地说：“张兆海就是欠教育！”于是，老师将学生李百鸣叫到办公室，叫其找人教训教训张兆海。

　　当天下午，张兆海被4名素不相识的学生拖到学校马路对面的胡同里面，遭到拳打脚踢。闻讯而来的同学把他送到了医院，医院出具的伤情诊断是：右眼球钝挫伤，晶体半脱位，外伤性虹膜炎，视网膜脱落，视力丧失。

　　公安机关很快破案。由于这起行凶事件牵扯到了老师，各方都十分重视。1991年3月30日，在山东省公安厅、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公安分局组成的三级调查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调解处理书。调解书写到，老师周洁对本案起因负有责任，肇事方赔偿张兆海医疗费和其他经济损失11000元，其中周洁与挥拳打在张兆海眼部的一名学生各赔偿2500元。

　　1991年9月27日，张兆海左眼视力也完全丧失，17岁的他双目失明。

　　1999年1月5日，张兆海向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要求对此案重新处理。

　　当年5月15日，周洁、李百鸣和其他4名打人学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市中区检察院向市中区法院提起公诉。

　　1999年7月3日，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鉴定认为：伤者张兆海右眼遭受钝性暴力损伤后，最终出现交感性眼炎致使双目失明，构成重伤。

　　被告人之一对这一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市中区法院便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重新鉴定认为：张兆海原有高度近视，在原有眼病和外伤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右眼视网膜脱离并致盲，其损伤程度综合评定为轻伤。

　　公诉机关及张兆海对司法鉴定技术研究所的结论不服，委托济南市人民检察院重新鉴定。济南市检察院聘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公安厅及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定医院的有关医学专家重新鉴定后认为：被鉴定人右眼视网膜脱离是在外伤与原有高度近视的共同作用下，较重的外来暴力起主要作用所致，且右眼眼球萎缩变形，影响面容。鉴定结论为，张兆海右眼的损伤程度为重伤(轻型)。

　　2000年6月2日，济南市市中区法院采纳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作出的“轻伤”结论，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周洁等6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由于张兆海的伤情鉴定系轻伤，轻伤的诉讼期限为5年，所以本案在重新处理时，已经超过了诉讼期限，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驳回了张兆海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申请。

　　如此司法鉴定：手电筒照出精确数字

　　对于一审结果，公诉机关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2000年6月13日提起抗诉。

　　在2001年1月5日的庭审上，公诉机关认为：一审属于程序违法、采信证据有误、适用法律不当，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法院对采信的司法鉴定结果属于程序违法。

　　市中区检察院认为，法院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对张兆海的伤情进行重新鉴定，程序不合法，其结论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刑诉法中有明文规定：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本案对鉴定有异议，均应当在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而不应当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检察院认为，法院判决书违背了立法原意，属于断章取义地引用法律条文。

　　公诉机关还指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内容有不实之处，不是一份客观公正的鉴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公诉机关说，在一审第三次开庭中，出庭的鉴定人在回答公诉人的提问时，承认没有用仪器给张兆海检查。更为荒唐的是，对于鉴定内容中检查所见部分一系列精确到毫米的数据，鉴定人竟回答说，这些数字是用手电筒照出来的。

　　原告张兆海说，两名法医在他家前后呆了不到五六分钟，没有使用任何仪器，仅仅隔着半米远的距离作出目测，就作出了轻伤的结论。

　　同一法医对同一鉴定作出不同结论

　　针对检察机关的抗诉，2000年7月13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兆海的伤情进行司法鉴定。其结论是，张兆海的损伤为轻伤(重型)，其双目失明，构成一级伤残。

　　令人注目的是，作出这份鉴定的法医此前也参加了济南市检察院组织的同一鉴定，其时，他在“重伤(轻型)”的结论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月5日的庭审质证中，公诉机关对作出这份鉴定的鉴定人、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医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此前，你参加济南市检察院组织的专家鉴定会，当时得出的结论是重伤(轻型)；而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司法鉴定中，得出的结论却是轻伤(重型)，请问对同一人的鉴定为什么作出两份不同的结论？

　　鉴定人解释：这是由于当前法医鉴定的体制造成的，当时，在检察院组织的专家鉴定会上，自己是不同意重伤(轻型)这一结论的，但由于少数要服从多数，所以自己签了字。

　　在公诉机关的追问下，鉴定人承认鉴定需要的相关依据没有具体条款。

　　法庭质证结束后，公诉人当即表示，鉴定人对检察机关的提问不能解释清楚，建议法院不能采纳这份鉴定；原告张兆海则当庭提出，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请求法院另外聘请医生重新鉴定。

　　法庭没有当庭作出问答，庭审结束后，主审法官宣布，此案待合议庭合议后再决。

　　对于此案的进程，本报将追踪报道。(本报记者　罗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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