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端——一位上海市的普通市民，尚在襁褓中就被送入苏州育婴堂，后被人领养，生活宁静又不寻常。1996年《新民晚报》上的一篇报道深深打动了倪端先生，冥冥之中他似乎感觉到了亲人在呼唤。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循声而来。

　　也许我们这些从小就知道自己生身父母、总和兄弟姐妹追跑嬉闹的人，并不能真正理解倪端先生欲了解自己身世的迫切，但我们知道“血永远浓于水”，让我们大家都来帮助他吧！

　　近日，50多岁的上海市民倪端不远千里专程赶到北京晨报社，希望通过本报寻找他已失散多年的亲人。事情缘于《新民晚报》上的《一封公开信》。

　　倪端老人依稀记得：大约是1996年的一天，上海《新民晚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烈士亲属的寻亲启事《一封公开信》。“那天，打开报箱，我一眼就看到了这篇文章并被它吸引住了。”

　　“在那封信上，家在北京的兄弟二人介绍了他们的父母。我记得信中讲他们的父亲(好像是叫陈维慎)早年曾担任中共北满特委书记，三十年代中后期受组织委派到上海进行恢复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四十年代夫妻双双被捕，关押在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在那里，他们的母亲生了一个男孩。后来党组织做通看守的工作，把这个男孩送到了苏州育婴堂。不久，他们的父亲被转移到国民党南京陆军监狱关押。解放前夕，他们的父母分别在关押地被害。”倪端老人回忆说。

　　“解放后，兄弟俩和他们的姑妈通过组织不断寻找烈士遗孤的下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那个男孩可能被上海某一商人领养。信中提到，兄弟二人当时在北京工作，他们的姑妈则已离休在家。信的末尾，留下了兄弟二人和他们姑妈的联系方式。”

　　“冥冥之中，我感觉自己可能就是烈士的遗孤！”倪先生的话语有些激动，他还记得老伴当时和他开的玩笑：“那个小孩不就是你吗？”随后，倪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理由：“我已经从养母口中得知，自己就是从苏州育婴堂被领出来的；领养的小孩应该有出生日期，而我却没有；小孩丢失的地址与我被领养的地址一致；年龄时段基本相符；寻找方向是在上海，有同样经历的人不会很多；我的养母告诉我，一般旧社会丢弃的都是女孩子或是残疾儿，领养我时苏州育婴堂只有三四个健康男孩；我的养父曾是一个广告商，他已于1955年去世。而养父解放前后恰恰在苏州有一幢房子，就在苏州育婴堂旁边！这些难道都是巧合？”

　　现在，倪端老人还为当时未和兄弟俩及时联系而感到遗憾：“我的养母当时因重病住院，接下来就是我装修房子、搬家，一直没时间顾及此事。这样，一直到1997年7月，我才决定和那兄弟俩联系。但奇怪的是，我特意放起来的那张报纸却怎么也找不着了！”

　　“近4年来，我一直在为寻找亲人而不懈努力。”为此，倪端老人辞去了工作。他先是去了新民晚报社，但被告知没有存报。他只好到上海图书馆查找，那里从1995年到1997年的新民晚报他都翻3遍了，可还是没结果。因此他找到晨报，希望晨报能帮他圆这个梦。谈到寻亲可能出现的结果，倪端表示：“如果是，那当然最好。如果不是也没关系，我们可以交个朋友，有什么事可以互相帮助。”

　　倪端老人在写给北京晨报的求助信中写道：“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为了实现烈士亲人和我自己的愿望，盼望你们在百忙之中帮助我们，使我们双方在失散亲人50多年后能早日取得联系，得到证实，不胜感谢！”(实习记者 孙于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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