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腐败个案相比，厦门远华案涉案金额之巨、涉案高官之多、对国家利益损害之大、政治影响之劣，都是创记录的，它当然会表现出一些新的腐败形式、新的腐败特征。我觉得，以一种通俗的说法予以概括，可能更易于被老百姓理解和接受。由此我想到商业术语中的“扎堆经营”。

　　所谓“扎堆经营”，指众多独立的商家集合在一起，联合“造势”，分别经营，各赚各的利润，其效益远远超过单个分散经营所得。比如武汉的汉正街，比如许多城市的“XX一条街”等等。那么，让我们看看“扎堆腐败”的“可圈可点”之处。

　　一曰互壮声势。像厦门这样的特大走私案，参与人员多，从公安部副部长到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从公安局长、海关关长、银行行长，到下面的处长、科长，几乎涉及各条战线各个领域，这些腐败分子为营私纠合在一起，争相腐败，互壮声色；官场内再不是五十步笑百步，而是百步激励五十步，五十步追赶一百步，以腐败为能事，以谁的腐败能量大为荣耀。久而久之，腐败分子眼里已没有法律的尊严，心中更无违法犯罪的恐惧，自以为在法外自由王国里天马行空。

　　二曰权力互补。要敲开国门让走私畅通无阻，不是一两个科长处长甚至不是一两个关长就能一手遮天万无一失的，它需要党政要员做保护伞，需要公安司法力量保驾护航，需要金融部门为黑道经营融资、洗黑钱提供方便。而书记市长局长行长处长形成的权力互补，就使腐败分子的犯罪能量获得几何级数的增加，就能有效地避开一切制度的约束，乃至在某个时段形成法治的死角，违法犯罪几近可以肆无忌惮。

　　三曰瓜分资源。扎堆腐败者虽单独作业，但利益目标是一致的，既瓜分他们权力网中所能攫取的财富，这与商业上的扎堆经营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扎堆经营的商家靠各自的经营水平赢得合法利润，扎堆腐败的官员们则按各自权力的大小、所占岗位的关键程度瓜分“黑钱”。厦门案中的犯罪金额大体按此排列：副市长蓝甫受贿505.76万元；海关关长扬前线受贿140.7万元，由赖为其包养情妇；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受贿54.55万元。

　　四曰攻守同盟。利益一致，势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犯罪时狼狈为奸，互开方便之门，东窗事发就会互相包庇，共同抗拒法律的追究。这就使得扎堆腐败案较其他腐败个案更为复杂难破，往往是云遮雾障山重水复。所以，厦门案的查处非得中央坚决督办，中纪委领导亲自挂帅不可。

　　扎堆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结网共同践踏法律、挑战法治；扎堆腐败要害在于，其能量在特定的时空会压倒法治的力量，形成正不敌邪之势，不仅极大地损害国家利益，也极大地动摇人民对法治的信仰。如果说其中有一点制度性因素的话，倒是我们的干部任用制度确有反省之处：为什么一有引诱一有气候，我们培养的某些服务人民的公仆就变成专噬人民利益的蛀虫，我们提拔的某些领导干部就变作黑道的干将与走狗。 (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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