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3日，省物产集团退休干部檀武振状告石家庄市长安区拆迁改造办公室的案子终于落下了帷幕，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定檀武振胜诉。这样，在檀武振的私房被强拆近两年之后，这个倔强而执着的老人终于实践了他的信念：法律会还我一个公道。

　　老檀的私房位于范村范安街副28号。1999年1月11日，在轰轰隆隆的巨响声中，老檀近60平米的住房被夷为平地。而这时，老檀还未看到强拆决定的通知和拆迁许可证。在数次询问和查看未果的情况下，老檀一纸诉状将长安区拆迁改造办公室告上了法庭。用老檀自己的话说，我是真心实意拥护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的，我渴望石家庄市建设得更好。对于拆除我的房子，我始终没有任何不合理要求，更没有说过一句脏话，我只要求看一看拆房的合法手续，这难道不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吗？

　　就为了享受这一“最基本的权利”，老檀付出了近两年的时间，承担了物质及精神的双重压力。

　　1999年3月9日老檀向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起诉，第二天该法院就作出了裁定，认为他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不予受理。当年3月18日，老檀上诉至市中院，5月25日市中院裁决，认为长安区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裁定由长安区法院立案受理此案。

　　1999年12月7日，长安区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主要就3个焦点问题展开了辩论。

　　一是行政执法主体的资格问题，即谁有权作出强行拆迁的决定。被告依据是石家庄市拆迁改造办公室作出的石长拆安（1998）第1号文。原告认为，依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河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及《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限期拆迁的决定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拆迁部门行使该项权利无法律依据，长安区拆迁改造办公室对其私房作出强制拆除决定超越了职权；

　　二是作出强行拆迁的依据。被告认为既有法律依据又有事实依据，主要是石家庄市的有关规定及长安区政府的授权，另外还有市规划局的“红线图”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文件。原告认为，依据中与本案有关系的只有两点，一是1997年市拆迁办批准的拆迁许可证，即（97）14号文，而该许可证所规定的范围并不包括原告家，也就是说无证拆迁，这是违法的；另一个是1999年3月10日长安区给市规划局规划处报审的旧城改造“红线图”，经市规划局证实，包括原告家在内的、红线内的3家权利是平等的，另两家原地未动，为什么强拆一家呢？

　　三是执法程序问题，主要围绕强行拆迁决定的书面通知送达是否合法有效。“决定”是在檀武振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塞入门缝的，被告认为此属留置送达；原告认为，这样的送达方式无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9条的规定，留置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所作的送达，而本案中没有发生受送达人或其他成年家属拒收的情况。

　　老檀认为，此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明确，应该胜券在握。没想到2000年3月21日，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19999长行初字第11号）：维持长安区拆迁办对檀武振私房进行强制拆除的决定；诉讼费3864元由原告檀武振负担。檀武振不服，于2000年3月28日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市中院经过认真审理，基本上支持了一审中原告的观点，作出如下判决：撤销长安区人民法院（1999）长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撤销长安区拆迁改造办公室石长拆安（1998）第1号《关于对檀武振私房进行强制拆除的决定》；二审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由石家庄市长安区拆迁改造办公室负担。

　　由于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关系到千百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而，此案虽然结束了，但关于此案的议论并未结束。有关人士认为，此案案情并不复杂，法律关系也很清楚，之所以弄复杂了，并不是因为法官水平不高，而是因为涉及到国家行政机关，人为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拆迁工作政策性很强，个别开发商为了谋取最大利润，就难免利用各种关系，影响政府职能部门公正执法。两年时间虽然很短，但对檀武振一家却很漫长，他们既要承受物质上的损失，又要承受精神上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职能部门就更要坚持原则，不为利益所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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