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鲍蓝的职业很特殊：她为嫌疑犯画通缉头像，珍妮-鲍蓝的工作表现令人称道，美国许多重大案件都是靠了她准确的图像才迅速将犯人绳之以法。以下是她的自述，让我们读读她的故事。

　　把描述变成头像

　　我曾听说有许多人研究人的脸像，是为了将来找个如意伴侣，我对这种说法觉得颇为好笑，没想到，我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研究人的脸，只是我研究的是罪犯的脸，我要通过目击证人或受害者的描述勾勒出嫌疑犯的长相，然后送到警察局和报社。

　　我的特殊职业生涯开始于大学时期，那时我兼职在俄勒冈的波特兰行政长官办公室工作，每天我都要听取很多受害者和证人的讲述，每天听很多悲惨的故事，然后把支离破碎的描述整理出来，我发现可以根据他们的讲述把嫌疑犯的样子画出来。我听得时间越长，画得就越细。警局如果有了嫌疑犯的头像，就会大大加快破案的速度--因为这会给罪犯的心理以打击。

　　毕业后，我到警局工作，我希望自己能成为“警察艺术家”。伊丽莎白是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她认为证人或受害者对罪犯的描述不一定是准确的，因为他们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就像我在警局看到的，警察会拿出很多嫌疑犯的照片让他们辨认哪张可能是罪犯，这有点像在机场丢失行李后，去行李认领处从一大堆的手提包、尼龙包、带锁的、没锁的等等去找自己的，看得眼花，既耽误时间，又可能看错。

　　所以我很认同伊丽莎白的观点，并花了几年时间研究上千案例，改进自己的采访方法，以避免误导证人。我试着让他们感到安全，这样他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许多细节，同时，我练成了一种将别人的叙述转为图像的本领。

　　协助波利绑架案

　　这一技能一直未受到重视，直到我被FBI叫去帮助破绑架12岁儿童波利的案子。1993年10月1日，波利和两个小朋友凯特和吉利安在家睡觉时，波利被一个大胡子男人绑架走，警察局已问过凯特和吉利安的口供，并按照她们说的画了图像在全国通缉，但现在警察局怀疑图像的准确性。

　　我先见的是12岁的凯特，在这之前，她已连续2周不停地被盘问，身心疲惫，充满敌意。我见到她时，她不停地在纸上写着“我很好，请不要问了”。我的工作方式一般是同证人谈些高兴的或很自然的话题，惟一涉及案件的是我每15-20分钟会突然插话很快地问他们一个问题，而且通常以现在时态，例如“这张脸我该画得长些还是圆些呢”。以现在时态交流，证人或受害者们会觉得是在讨论现在的事情，有安全感，我从不对他们提及案件，只问类似形状、颜色、肌理的问题。

　　但面对凯特时，一切都无济于事，她深受刺激，只要我见缝插针随便问一句嫌疑犯面貌，她就会变成开始那副僵硬的样子，哭着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见。”这样一个半小时后，我的纸上仍是一片空白，我往前探探身子，看着她的眼睛说：“凯特，你知道吗，如果我有你一半的经历，如果我记得那人是什么样子，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是的，因为我每次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认为我在撒谎！”这以后，她显得放松多了，一些细节也想了起来。面对吉利安时，同样让我大费周折。

　　最后，我精疲力竭地把图像交给FBI，这同之前别人画的那个通缉犯长得一点都不像。波利被绑架2个月后，我接到电话：罪犯被抓住了，同我的画像惊人地相似。

　　圣诞节前，我正要与丈夫旅行去滑雪，又接到FBI的电话，原来是12月21日珠宝商吉因夫妇在夜晚回家时遇到绑匪，他们把吉因的太太绑架了，并威胁吉因不能报警。我发现吉因非常爱他的妻子，他对我讲了几个小时，讲他们结婚40周年，讲他的计划，他们的未来，我从他的描述中把嫌疑犯的头像画了出来。警察拿走这张画去通缉，而我则坐飞机去找丈夫，当我到了时，丈夫告诉我FBI打过电话说，吉因太太已毫发无损地回家了。

　　圣诞节早上，我打电话给吉因，祝贺他们夫妻团圆，他说：“谢谢你，甜心”。这是我圣诞节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我很高兴看见通缉犯和他的帮凶们被送进监狱。

　　我知道受害的滋味

　　从那以后，我开始参与各种重大案件，包括俄克拉何马州爆炸案，我也成了个名人，许多媒体问我与别人有何不同，首先是我前面提过的，我会倾听，还有一个原因我以前从未提及。我曾在密苏里州的农村上大学，一天晚上下晚自习，我走向停车场时被两个陌生人绑架，他们偷走了我生命中难以磨灭的漫长的两个小时。

　　我的案件始终未破，但我一直未停止调查，我知道受害是什么滋味，所以，警察局每次打电话给我，我都会去，因为我无法说不。-编译／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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