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旭峰：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刑事照相工程师，年龄29岁，1997年被评为刑事照相工程师，1999年荣获“杭州市公安局科技工作先进个人”称号；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并受到市公安局嘉奖；在《刑事技术》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篇。

　　由他负责的“紫外观察照相系统在刑侦领域的应用研究”和“红外线数字相机和数字图像在刑侦领域的应用研究”在浙江省公安厅立项，并已取得重要成果，特别是在模糊图像的处理方面有了很大突破。

　　汪旭峰点上一支烟，冲我笑了笑，双手不自然地握在了一起，自言自语道，说什么呢？说说我的经历吧……

　　1992年，我浙大毕业就到了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当“照相师”，照相师说白了就是第一个走进案发现场拍照的人。在我们这，进来的第一关就是看尸体解剖，别人是从怕到不怕，我却是不怕。

　　我父亲也是个公安，我读初中之前，他在丽水遂昌当公安局局长，很少回家，一年也只能见到他两三次，那时父亲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常跟小朋友们吹牛说，警察抓凶手是怎么怎么样的。所以我第一次见到死尸一点也不怕。

　　一

　　刚来那会，我跟着老同志拍普通照，每次出发，我就像小鸡跟着母鸡往前跑，做什么事都有师傅在前面，那时心里很有依赖感。有一次，我师傅生病了，偏巧那天上城区发生了一桩凶杀案。我一接到命令，顺手拿起桌上的相机就往现场跑。

　　接案时只知是凶杀案，到了现场，上城公安分局的人都站在门口，我一进门，发现客厅里躺着一具女尸，外衣凌乱地盖在头上。凳子横七竖八地躺翻着，还有摔碎的杯子碎片，显然打斗过。不过，凶犯明显破坏过现场，地上有拖把拖过的痕迹。

　　立刻，一种压力向我逼来，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摸出相机我却怎么也按不动快门。这可是我独立办的第一桩凶杀案，是我打的第一仗，千万要打漂亮。我对自己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案子的破获将和这些照片有直接的关系。我仔细看了看，才发现手中的135相机是坏的。我连忙一摸包，包里竟然还有一只照相机，真是如获至宝。

　　一桩案子发生，我们刑侦技术人员不到，任何人都不得进入现场。而我也是亦步亦趋地由外而里拍摄，处理好客厅的现场后，我跨进卧室的门，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天啦，卧室的床上竟然还趴着一具男尸，床单半垂在地，墙上、地上都是血。我一看相机，还好，我还留了一些胶卷。对着第二具尸体，我像机器一样咔嚓咔嚓不停地拍着，拍的动作都有点机械了。

　　在那以后，我每次都多带一只相机，以防万一。

　　说实话，干这一行久了，也许这句话不该说，我们接到案子，就像猎人发现了猎物一样，竟会有兴奋感，不管是在深山还是在老林，会一点也不在乎。有一起杀人绑架案发生在山上，我们刚到山上天就开始落雪了，等我们处理好现场，将尸体抬下山，山下已积了两寸多厚的雪。当时，我穿得很少，一点也不觉冷，满脑子是如何选角度，如何找痕迹？到了支队，才感到一丝丝凉意。

　　“你看看我的相册吧？那里有很多故事呢？”他打开了工作室的门……地上，桌上，椅子上放着的都是从现场捡回的需翻拍的物品，有门框，有鞋、有塑料带……他打开橱门，拿出一本影集，翻开……

　　那是一幅比较恐怖的画面，两条腿裹在塑料布里，只露出半截腿和裸着的双脚。他说：当时看了这照片中的腿，那腿比较大，上面还有汗毛，有人觉得那可能是男人的腿，他的脚也很大。但是你仔细看，发现他的大脚指骨突出的，这是长期穿尖头高跟鞋所致。这竟是具女尸。

　　一个好的老练的侦察人员，他往往从一张照片里便可基本断定死者是男还是女？有的还会大约界定出死者的身份，哪里人？年龄等等。比如这个姑娘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从她们走路的姿势就可以推测出。北方姑娘穿高跟鞋走路幅度比较大，急匆匆的，重心不够稳。南方姑娘走路慢慢的，重心很稳，这就会在生理上，即肌肉结构上都会有所不同。你看，她们甚至连骑自行车的姿势都不一样，北方姑娘骑车，那两条腿是平的，南方姑娘骑起来，那腿是微微向里侧的。这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还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呢。

　　这些判断都是从现场的照片上获得的，照片的准确度是破案的关键。有了照片，下一道工序的干警才可以对自己不停地提问，这物品为什么会在这？这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这有点和你们写新闻时的5个W有点相同，对吧？

　　平时我也很喜欢看心理学方面的书。比如我在现场拍到的烟蒂照片，试问，为什么烟蒂被扔到这里，是一种什么姿势扔的，是在什么心态下扔的？以致于烟蒂扔在地上会出现这种痕迹。

　　瞧，这张指纹照片，看看不过是很平常的一枚指纹。可拍的时候却不轻松。

　　疑难痕迹拍摄一直是刑事照相中的一个难题，由于客体不同，潜在的指印的拍摄方法有所不同。有一起拦路抢劫杀人案，现场能遗留指纹的客观条件很差，提取的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和现场锈迹斑斑的大门铁轴，在自行车车把左侧克罗米上，隐隐约约可看到几条指纹纹线，自行车把是圆柱体且不规则，无论如何配光，都会在脊线上产生一个亮光斑，干扰纹线。后来我灵机一动，在车把上哈上气，车把上凝上一层雾气立刻化解了那光折，终于拍摄到了高质量的指纹照片。我又利用紫外线照相机，连续工作四天，拍摄现场大门铁轴上的指纹，从不同角度对这枚指纹进行了多方位的拍摄。最后，我们运用指纹自动识别系统迅速查到了犯罪嫌疑人，案子得以顺利侦破。

　　不过，这还算简单，现场没有被破坏过。遇到破坏性的现场，指纹就不那么好取了。1999年西湖区某住宅内发生一起凶杀案，保姆被杀，保险箱被盗。犯罪分子戴手套作案，而且作案后处理过现场，案发后，事主还不知情，对现场物品进行整理，现场受到了两次破坏。

　　两天了，去现场寻找痕迹的同志，未能提取一个有价值的痕迹。后来局里让我到现场复勘。到达现场后，我注意到那捂保姆嘴、绑手脚的黄色封箱纸，由于戴手套扯封箱纸不方便，犯罪嫌疑人在这上面或许有指纹，但那些纸已浸泡在水中。我想，如果借助紫外线相机拍照方法得当，试试也许还是个机会？我也顾不上它紫外线对人体有没有损伤，工作要紧。待取到了指纹后，因受大量紫外线的照射，我的双眼钻心般地痛，一照镜子，发现两只眼通红，跟得了红眼病差不多。一个星期后我的双眼才恢复正常。

　　指印是痕迹之王，在处理案件现场时，我也习惯取指纹。虽然这些现场的痕迹没有生命，但是我们拍摄的时候也是需要灵感。有一桩谋杀案，我拿着紫外线拍摄仪去了现场，一门心思想着取指纹，谁知找了半天，没发现任何指纹，后来分析，很可能犯罪分子根本就没在现场留过指纹？我只好拿出普通相机，想拍下踩在塑料袋上的一个鞋印，但是打光打了半天也照不出结果，照深的印记，浅的地方就照不出，照到浅的，深的地方又太模糊。大家都很着急，领导更是心急如焚。这可是重要的一环，取不了鞋印，对破案，将来作证都会造成很大的难度。那晚，我将嵌有鞋印的塑料带拎了回来，拿出各种照相机对着照，但是都不能成功。我们有个照相机比较先进，但是这相机是专照指纹的。我拿着说明书看了一遍又一遍，心想：难道这相机只可取指纹，不能照鞋印吗？为什么不试试看？这想法立刻让我兴奋起来。

　　我拿着相机对着鞋印调了又调，发现视场较小，不够完整，我翻来复去试了很久，搞到深夜2点多钟，我终于可以在紫外线下看到那清晰的鞋印了。我高兴地差点要叫起来。在这个难得的角度我不敢移动，但又要在边上打光，我伸着胳膊，可又够不着。

　　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孙科长走了进来，他进门就激动地对我说，旭峰，这个案子，看看紫外线仪器好不好用？天啦，可真是想到了一块。他看到紫外线下清晰的鞋印，眼睛都发亮了。马上，他替我打光，我负责拍摄。待我俩将这清晰的鞋印照片拿出来，已是第二天上班时间。一个通宵又一个半天，奇怪的是我一点没有困意，真的。我整天都处于亢奋之中。

　　二

　　不知你有没有这种体会？读书时，哪个老师对你好，不时地鼓励你，你那门功课准行。工作也一样，哪怕你这人再有才华，如果没人鼓励你，没人指点，也会被荒废，被埋没。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们的领导很会调动人，也许你只是做了一点点，但他常会不动声色地暗示你，肯定你。说实话，这就是动力，让人更努力。

　　说到这里，门呼拉一声开了，一个老同志拿着一份材料走了进来，汪旭峰立即打住了话，并站了起来，“这就是我们领导余伟民余支队长。”说着，双手不自然地在胸前搓了搓。那个叫余支的老同志温和地冲我点了点头。

　　汪旭峰说：我觉得我就是为干这个而生的，每天钻在这里面是很有意思的。我还真要感谢上苍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余支、孙科都是破案能手呢！几乎所有现场，他们都亲自到场，下河打捞尸体、把尸体从这抬到那的。旁观的人经常在河边或者桥上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一定没想到在水里捞尸体的是我们的队长，科长，我们的领导。而领导做这太正常了。他们这么多年干下来了，也没听到他们说过一句后悔的话。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下来，风透过开着的窗棂刮了进来，我打了个冷颤，就连这个细微的举动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不好意思地搓了搓双手，连忙站起，关上了窗户。他说，不好意思，空调我们不太用，干我们这行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接到案子，这案子也许在冰天雪地，要是开着空调，到了事发现场很难适应，冷着反而更好，思路更清晰。

　　不知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的那些现场照，你注意了吗？有些尸体都已腐烂，在国外，干这一行的有很多保护措施，防毒面具，手套、衣裤。我们也曾要求戴口罩的，可一接到案子，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戴这戴那的，多不方便工作。在我们这，法医解剖尸体时，也常常不戴口罩的。不是我们不珍惜生命，有时，时间和条件真的不允许啊！

　　对了，你可别老写我一个人，我一直认为，拍痕迹照片是我的工作，我的任务就是怎样拍出最好的痕迹照，怎样不断更新我的仪器。这是我的工作。

　　外行人看我们拍照，觉得这挺容易的，真是不是这一行的，不知道这里的学问深奥。越是知道这里的深奥性，就越感到工作的压力，因为心里很清楚自己与同行有差距。平时我就看书，除了专业书还看点心理学方面的书和小说，这些对我的专业都很有益。我还学英语，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攻读英语上。谁知道，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在某些时候竟成了障碍。

　　去年，这是我们支队给我的一次大好机会，让我和领导一起到美国去考察，参加光学仪器方面的学术交流，当时，什么手续都办好了，美国也发来了邀请函。我高高兴兴地到上海美国驻华领事馆办签证手续，这下却遇到了难题。

　　办证的是一位小姐，她操着瘪脚的汉语问我：会不会英语？我学着她的腔调拖长了声音说：“会。”于是，她和我用英语轻松地交谈了起来，边交谈边刷刷地在纸上写了起来。我正在做着夏威夷梦的时候，她伸出满是毛的手，一张判决书落到了我的面前：有移民倾向！

　　回到杭州，跟领导说了此事，局里又派人专门去了一趟上海，仍无济于事。

　　不过，现在信息来源那么广，我可以通过网上查寻我所要的东西，知道一些国外先进的技术，也有更多的交流。

　　现在，我们杭州刑侦支队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这儿的人很团结，干我们这一行的团队精神比什么都重要。一点也不吹牛，我们杭州刑侦支队的刑侦技术别说在浙江就是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对了，我带你去看看他们的工作室。

　　我走在他的身后，上了九楼，迎面拂来一股刺鼻而难闻的气味，我一阵干呕，他对我说，这是药剂的味道。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这个环境。“现在，我对死人的味道早就没了感觉，即使尸体已高度腐烂。反而觉得那种点在灵堂里的香，穿喉而入令我恶心。”他说。

　　三

　　这些照片，你给你爱人看过吗？我问。我想，她一定没有看过，这么多血腥的场面，充满了恶臭的河水，荡着腐尸的气息，那刺骨的冬夜，他穿着单薄的外衣站在雨里和刑侦干警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抬着死尸……看了，她会不会日夜为他的工作操心？

　　他没有回答，默默地翻着手中的相册，忽然，他轻曲手指，浓眉轻蹙，将快燃尽的烟头掐灭在桌上的烟缸里。

　　我老婆也是记者，我和记者还是很投缘的。我和她开玩笑，新闻人物就在身边，你竟没有发现？她说她没感觉。

　　我老婆是我自小就认识的，她是我老师的女儿，当时，我追她的时候，就想过这一点，讨一个熟识的人做老婆可以更理解我，因为我没有时间陪她花前月下的。是不是？

　　结婚那年，我更是对不住她，婚期是一拖再拖。她开玩笑，说真有点怀疑我的真心了。拖了再拖，就是在结婚的前一天还是接了一个案子。

　　不瞒你说，这两天，我老婆正在医院做手术。我只去看过她一两次。和她恋爱到结婚，我真还没陪她好好玩过。

　　说到拍照，她常开玩笑，说我尽吹牛，让我什么时候露两手给她看看？

　　那天，难得空闲，我和她到南山路拍照，谁知相机不争气，拍的照片总是不到位，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呀，拍现场照还行，拍活人就不行了。

　　读书那会，我学摄影只是小玩玩，拍的是移动的、有灵魂的，抢的是瞬间的感觉；现在拍的却是固定的，不能作丝毫移动的没有生命的死人或者痕迹。由于，一个案子的突破口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它要求客观真实，稍微有点变形都不行，犯罪现场的勘察的第一道工序就是进入现场拍摄。拍痕迹拍多了，脑子里每天想的都是痕迹。

　　你爱人住在哪家医院？我们去看看她可不可以？我想那定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唉，不行，不行。我和她都是喜欢平静的人。

　　临走时，汪旭峰这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对我说，其实干我们这行的，比较能够理解生命，我们是一群与生命对视的人，也是一群玩命的人。就在近日，汪旭峰还被评选为杭州市2000年十大青年破案能手候选人之一。(通讯员陈福 记者 严峰)

【相关论坛】 【发表评论】 【关闭窗口】

相关链接 他听见死者“喊冤”--记市刑侦总队法医阎建军 (2000/12/06 15:45) 沈阳刑侦专家给劫匪“老大”画像 (1999/10/25 02:14)

新浪推荐 全程图文直播中国网络小姐大赛决赛 《音乐风云榜》2000年十大金曲评选 强力推荐网友长篇力作：不死鸟 Club缘花城仙子大选，汇聚热门美女 打卡聊天每天得文曲星、MP3、手机 新浪网滚动新闻每日1500条 新浪网独家推出“牛县长日记” 新浪网有奖用户注册活动 手机天天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