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为找回离散多年的亲生骨肉做亲子鉴定，没听说过谁为一条牛也做亲子鉴定。然而，云南省石林县农民赵文兴却执拗地这样做了，他借助风靡全球的“DNA”鉴定手法打赢了一桩官司，用法律找回了自己的牛

　　上诉争“牛”属谁所有

　　今年46岁的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农民赵文兴10月12日从石林法院执行庭领到了最后一笔执行款5000元时，中国首例亲牛鉴定案终于得到圆满执行。

　　赵文兴1994年花了1000元买回一头黄母牛。两年后，由于老赵的精心饲养，黄母牛生下一头小公牛。这头小公牛很是讨人喜欢，老赵每天都要看它几次。按照当地农村饲养习惯，农民所饲养的牛除农忙季节拉车、犁地外，一般都放养在圭山上。

　　由于农忙，老赵已有近两个星期没有上圭山去看看自己心爱的小牛了。1998年8月9日这天，他特别想自己家的小牛。吃过早饭后，老赵就带着儿子，到了云遮雾罩的圭山放牧区。这里宽敞平坦，只见自家的那头母牛正在吃草，但小牛却不见了。

　　“喔-喔-喔”，老赵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使劲地呼唤着小牛，但小牛始终没有出现。这可把老赵急坏了。老赵心急火燎地找呀找，一直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

　　1999年6月24日，本村农民李志昌到圭山顶上去放羊，看到一头牛有点像老赵家11个月前丢失的那头。于是，李志昌用最快的速度请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赵文兴。得到消息后，老赵急忙和儿子一起赶到圭山牧场。经过仔细辨认，老赵认定这头牛就是自己家丢失的那头，于是把这头牛拉回到家中饲养。

　　没想到，这头牛却引发了老赵和邻村毕万福的一场官司。1999年7月5日，毕万福一纸诉状将赵文兴告到了石林县人民法院，要求赵文兴赔还小牛。同日，县法院告申庭决定受理此案。法院审理后认为，赵文兴主张牛是自己家的缺乏证据，遂判决被告赵文兴将拉走的牛返还给原告毕万福。一审老赵输了。宣判后，老赵不服，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牛做鉴定辨明是非

　　老赵败诉的消息不胫而走，方圆几十里的村寨都知道这事，免不了大家议论纷纷。老赵想：“明明是自己的牛，却判给了别人，还落得个偷牛的罪名。”老赵觉得委屈，要是牛能说话，懂人语该多好。

　　可是，牛不懂人语，也不会说话。但是老赵绝不会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决定即使是倾家荡产，也要讨个说法。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昆明的百姓律师事务所。倪澎律师接待了这位来自山里的农民。

　　倪律师听了老赵的陈述，接着又仔细研读了石林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认为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一审的判决没有错，也只能这样判。本案的关键是证据问题，如果没有找到新的证据之前，老赵的上诉也将是得不偿失。“老赵，你最好不要再告了，还是回家去吧！”倪律师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官司我非告不可，因为牛确确实实是我家的，是我家母牛所生的”，老赵倔强地说。最后，倪律师被山里来的倔强农民打动了，他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无意中，倪律师从妻子“亲子鉴定”的话中得到启发。“是啊，人能做亲子鉴定，想必牛也可以做亲子鉴定吧！要是能做，这个案件不就天下大白了！”因为他在接这个案子时，曾听老赵说过，生这头牛的母牛还在。

　　于是，倪律师首先向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云南大学生物系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中心，要求给牛做鉴定。他们都表示，对人做亲子鉴定可以，对牛做亲子鉴定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能做。倪律师感到很失望。

　　最后，倪律师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向研究所的专家说明来意后，他们的答复是：“对牛可以做亲子鉴定，但鉴定费用成本高，鉴定费预计要8000元。”

　　经过一番交涉，倪律师最终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达成了鉴定协议。此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多次通过电话与鉴定单位取得联系，并反复陈述老赵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争取鉴定单位的理解和支持。最后，鉴定单位将收费降到7000元。

　　为了这7000元的鉴定费，老赵东家借，西家找。倪律师劝老赵说：“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你对本案的鉴定可能会得不偿失。如果认牛有误，你将承担本案的所有费用，而这些费用很可能是这头牛本身价值的十多倍。”但老赵面对一个个好心人劝说，始终坚信法律是公正的，人民法院一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说法。他说：“为了能挺起腰杆做人，我一定要弄个清楚，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做这个鉴定。”

　　在家人和亲戚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老赵把家里多年来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又把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东拼西凑，终于把这7000元的鉴定费给凑齐了。

　　1999年11月26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工作人员聂龙等人，在石林县法院李发文法官的陪同下，驱车前往石林县圭山乡和合村和小团田村，分别对赵文兴和毕万福两家的牛进行血液样品采集。

　　2000年1月7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鉴定报告有了结论。鉴定采取了“DNA”分析法对牛进行亲子鉴定。根据鉴定报告，双方所争议的牛，系赵文兴家的母牛所生。

　　本案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诉争的牛，经科学鉴定，确系上诉人赵文兴家饲养的母牛所生，因此，赵文兴就依法享有对该牛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他人非经赵文兴同意，不得对该牛侵占、哄抢。否则即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亦就侵害了赵文兴的合法权益。赵文兴的上诉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2000年2月20日，二审作出判决：一、撤销原判决；二、赵文兴与毕万福所争议牛一头归赵文兴所有；三、一、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鉴定费7000元由毕万福负担。3月30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石林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终审宣判后，老赵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因为二审官司他赢了。

　　“亲牛鉴定案”走进中央电视台

　　由于新闻媒体的报道，此事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策划人海啸几次从北京打电话到石林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承办人进行电话采访。最后，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记者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宣传科长张浩林及二审承办人员一行3人，在石林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李子文和一审承办人员李发文陪同下，驱车前往石林县圭山乡和合办事处和合村、小团田村，对“亲牛鉴定案”进行外景拍摄。

　　5月18日，46岁的老赵作为“实话实说”的特邀嘉宾飞赴北京。5月19日下午1时，这位来自山里的农民进了中央电视台。早已在那里等候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快步走上前，一把握住老赵粗糙的双手，第一句话就说：“你老赵是法制楷模。”老赵嘿嘿地笑。下午2时，节目正式开始。嘉宾席上，除老赵外，还有来自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安赞昆庭长和百姓律师事务所倪澎律师。

　　当有人问老赵，“你还记得这头牛的生日吗？”老赵说：“记得，怎么会记不得！”说着他从沙发后拖出一个蓝白相间的大花帆布包，从包中拿出一个手掌大小印有雷锋头像的小笔记本，他一边翻一边说：“牛的生日我全记在这个小本子上了。”主持人崔永元接过本子笑着说：“这是一本记牛的日记，不是一本雷锋日记。”现场观众哗然大笑。说起“喊牛”的事，有观众提议能否让老赵当场演示一下，老赵爽快地在演播厅“喔-喔-喔”地喊起来。整个演播厅顿时热闹起来。

　　今天，回到家里的老赵脸上还留着上电视的喜色。因为他开创了全国首例采用DNA分析法为牛做亲子鉴定的先例。

　　“亲牛鉴定案”引人思索

　　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田间到中央电视台演播厅，老赵成了名人。但老赵的名人效应并不仅仅是他制造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案例，还在于通过这个案例给人们留下深深的思考。

　　一个依靠科学和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举动发生在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农民身上，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公民的科学意识和法律意识真正提高了。”老赵的话很朴实：“我认定牛确确实实是我的，相信人民法院会给我一个说法。”普通老百姓对人民法院的期望与信任在老赵朴素的字字句句中已自然凸现。在地处偏远山区的老赵家，过去发生这样的事可能就意味着一场械斗。但无论是老毕、还是老赵，他们都选择了法律维持公道。

　　本案带来的另一个启示是关于科学与法律互动问题。法官判案的基础在于通过确认证据从而确认事实。老赵的牛案，如果早上几年，必是败诉无疑。因为没有对牛的亲子鉴定，他就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有效证据。科技的进步，使案件当事人和法官获得更多有效的、具有科学性、权威性的证据材料，为法院认定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从而使法律事实更接近于客观事实，裁判更为公正。从案件意义上讲，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文／李子文张义忠刘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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