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杨浦区看守所，我们见到了盈盈。这个犯下弑母罪行的女孩初看十分平常，苍白的脸庞、瘦弱的身材，然而，她冷峻的目光却丝毫没有青春少女那种娇柔与怯懦，即使是戴着冰凉的手铐，即使是身处大墙囚牢之中。

　　她说一口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不过有时候也冒出几句地道的上海话。“我现在有勇气面对自己了。”经过了一个月的铁窗生活，盈盈终于道出了犯罪的缘由。

　　“我出生后就过着不安定的生活。小时候我寄住在上海姑妈家，其实我那时很依恋父母，我至今记得那种要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强烈渴望，我让姑妈写信给爸爸妈妈，让他们把我接回去。小学二年级我回到了他们身边，初三回沪后又寄住到叔叔家。这种分分合合的生活让我对父母感到陌生和畏惧。尽管他们不在身边时，我非常羡慕别人的家庭，但见到他们却并不亲热。

　　“我比一般孩子早熟而敏感，很早就期望得到心灵上的交流与慰藉。但是，父母对我要求很严，有时还打我骂我。记得小时候，我考试得了第一，妈妈问我要什么，我说：妈妈，你亲我一下。但是，妈妈没有满足我的愿望。初三到上海念书后，由于种种原因，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我陷入了自闭状态，可以一个人在房间里从早坐到晚。”

　　“1998年得知父母将双双落户上海时，我吓得想自杀。我害怕从此会生活在牢笼里。果然，父母不许我交朋友；不许我花零用钱；不准我谈论外面精彩的世界，我觉得我的每一根头发都被他们管起来了！但是，父母对我生活上的关爱无微不至，我只能压抑着真实的自我，对他们的管教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心中的抑闷却无法排遣。有时，他们骂我是‘废物’，我也觉得自己好没用。”“我来到某酒店做迎宾小姐后，结识了男友韩某，我与他很投缘，我感到他就是我生命中的阳光。平时，我很少笑，可是看到他就会发自内心地微笑。在他面前，我卸下了在家中所有的面具，我可以宣泄心中的郁闷。我们相爱了。”“我知道求他们同意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偷偷地来往。我对父母始终有负罪感和怨恨感。一方面觉得父母将我抚养成人，我不能令他们满意；另一方面又觉得父母对我管得太严。去年，我离开了酒店，又在茶坊打工，但最后还是失去了工作。我没敢告诉父母，怕又遭来一场痛骂。可是，我交不出工资，眼看瞒不过去了。于是……”

　　就这样，盈盈的心灵越来越扭曲，到了失去理智的地步。她萌生了杀母之心。她想：那样，我就会解脱了，我与男友便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一起。对她言听计从的男友韩某答应了。他们一同落进了罪恶的深渊。

　　我们和盈盈的两次深谈，令她有所悔悟。说到那个可怕的夜晚，她的感觉竟和母亲一样：“我真希望这是场噩梦，谁能叫醒我就好了。”说到这里，盈盈低下了头说：“我没有勇气再看一眼我的母亲。我无地自容。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记者问她有没有好朋友，盈盈摇摇头，她说她喜欢看书，尤其是悲剧，喜欢的作家有鲁迅、冰心、三毛等，读书时作文还不错。

　　盈盈的叙述让记者心里很沉重。这些话大概她从没和父母说过。她的自毁暴露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父母除了关心子女吃好、穿好、不轧坏道外，是否还应当关注孩子的精神世界？是否应该加强和孩子的沟通？盈盈的心理失衡在初三时就暴露出来，学校为何没有一个老师关心过她，和这个知青子女谈谈心？盈盈在杨浦区一家大酒店工作了较长时间，她和家庭的矛盾、未满18岁就和比自己还小的同事谈恋爱，单位的领导为何没有注意？没有做一点思想工作？

　　如果有谁能早些和她推心置腹地谈谈，对她进行教育，解开她心里的死结，悲剧也许不会发生。(本报记者 邵 宁 特约通讯员 申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