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记者赶到西城法院，一位涉嫌重婚罪的少妇正在与告诉庭庭长谈话，旁边一个漂亮活泼的小女孩无忧无虑地在屋里玩耍，她是少妇5岁的小女儿。庭长反复向少妇说明，如果她坚持起诉昔日情夫，会因涉嫌犯重婚罪而首先要转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如果被确认，将会被判刑，而后，她才可以再告昔日情夫。少妇痛苦而又无奈，她告诉庭长，她主意已定，一个字———告，不管受到什么处罚，一定要告，为了无辜的小女儿，否则，她也没有活着的勇气了。这种情况，就连办了一辈子案的庭长都没遇见过。

　　1994年9月，25岁的她只身从贫穷的农村到海南某研究院做清洁工。年底的时候，这所研究院北京总院的一位54岁的高级工程师到海南出差。20天的时间，俩人感到很说得来。这位高工对她说家庭如何不幸福，已与老婆分居多年，迟早要离婚，并说，已有两个女儿的他想要个儿子。1995年，高工第二次来到海南，俩人发生了性关系。她怀孕了，高工很高兴。由于照顾不便，高工安排她到高工的农村老家生下了活泼可爱的女儿。1997年10月，她带着女儿回到北京租房居住。她对邻居说，高工是孩子的爸爸。高工每月除了为她交房租外，还给她500元生活费，并承诺和妻子离婚。高工开始10天左右来一次，后来逐渐一个月来一次，甚至两三个月。她不停地告诫高工，不要忘了对她的承诺。直到去年高工退休，她满以为可以如愿以偿了，不料高工却告诉她，他离不了婚。她一听就蒙了，等了6年，竟然是这个结果。俩人的争吵越来越激烈。无奈之下，为了至今还没有户口的可怜的女儿，少妇只好作出不惜判刑坐牢，也要坚持到法院自首、起诉的选择。（本报记者杨永辉、通讯员左衍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