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1999年4月的一天下午，正在上班的哈尔滨男性生殖保健中心主任李继琦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另一端传出的声音很微弱，李继琦费了好大劲才搞懂，对方称将用服安眠药的办法来结束生命。

　　不管是真是假，医生拯救生命的习惯和责任感，驱使他按照那人几近地下党接头一样的联系方式，去了“接头”地点。事先约定好，那人手持一份报纸，报头倒置。在东大直街的一个汽车站，手持联系暗号的是一名眉清目秀的男青年，他的脸上带有女孩子般羞涩的红晕。那名男青年见了李主任之后，一句话也不说，快步地向文化公园方向走。李继琦只好跟在后面。

　　在文化公园的长椅上，李继琦了解到他的内心隐秘。

　　该青年名叫小智，是哈市一所高校的学生，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在小智出生前，他的父母做梦也想生下个女孩。可是事与愿违，在阵痛中创造生命的母亲见生下个“带把”的婴儿，心底便涌出不如意的遗憾。孩子一天天长大，长得眉目清秀，性情温良，很有些像女孩。于是他们就把孩子往女孩上打扮，以至于不知根底的邻居也以为夫妻俩生了个女孩。在小智三周岁生日时，母亲领他到照相馆照相，在他照片背景上，妈妈用娟秀的字体写道：“采蘑菇的小女孩。”

　　“魅力”无穷的脚

　　夫妻俩有个邻居，非常喜欢孩子。总是管小智叫儿子。小智的父母干脆就让他管邻居夫妇叫干爸干妈。搞得人家喜欢得合不拢嘴，小智也常常在邻家过夜。这样，小智常常看到这样一个情景：干妈每次给干爸洗脚，洗得是那样的温柔、细致。洗完了，竟用舌舔一遍。当他回家把所见情景告知父母后，得到的却是父母的责骂。但这一切却没有因父母的责骂而忘却，反而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强烈的烙印。那时他才7岁。后来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每当他从门缝中看到干爹那双被精心洗弄的脚后，内心总是激动不已。干爹脚上总是穿着黑皮鞋、白袜子，对他来讲，那双脚的“魅力”仿佛是无穷的。

　　他性格内向，好静，一直以优异的成绩升入高中、大学。这时他的父母已下海经商，使他的家庭由温饱转向富有。大学生活中，他从来不为衣食、金钱而犯愁，但那压抑的内心、不正常的性倾向，使他常常彻夜难眠。他用周末休息时间上街闲逛以寻找目标，曾先后尾随460余名他心目中的“伴侣”，他们都是穿着黑皮鞋、白袜子的男子。有一天傍晚，他在街上盯上一名壮汉。当然，那人也穿着黑皮鞋、白袜子。一股强烈的冲动促使他忘乎所以地抱住那人的双腿，那人惊呼，继而见到的是一张既不像强盗也不像路匪的文弱的脸，小眼镜后边是如醉如痴的眼神。那人似乎领悟过来，抡开如扇巨掌把他脸蛋子掴成绛紫色。边骂着恶心，边吐吐沫扬长而去。

　　从此，他改变了策略。钱，父母不是有的是吗？他拿大把的钱给“意中人”，在厕所、在街角暗处，在宾馆、旅店开房。男人们办了事还要吐他口吐沫；拿了他钱，还骂他疯子、恶心。遇到这种情况，他便想为什么自己跟别人不同。在家里，他在镜中仔细审视自己的身体，看不出与别人的不同。他为什么长了一颗畸形的心呢？

　　治疗是艰苦的

　　李继琦首先为他确定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病人需要同性性角色帮助治疗，这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小智曾多次求助他从前的性伴侣，但均遭拒绝。李教授曾让他拿着心目中的偶像伴侣三浦友和的照片以做尝试，但均失败。后来不得不求助于正在李教授门下进修的武医生，武医生很精壮，有着英俊的外表，他得到了小智的首肯，武医生也只好为了一个医生的天职而委屈自己了。李教授回忆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掌握病人的生理反应周期。记得第一次他们在一所旅店租了一间房，小智租了一个金盆，装满了新鲜的牛奶，为他的模拟伴侣洗脚。事后武医生说，他两眼放着邪光，这真是太可怕了，不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接受的。在精心准备的第二次治疗前，李教授先给小智服用中药配制的呕吐剂，使他在将要达到高潮时产生了强烈的呕吐，这时再用电流猛击他的敏感部位，使他产生强烈的痛楚感。这样做，是为使他每当有类似性幻想时，便有一个非常痛苦的结果。

　　第一步他们成功了，小智不再喜欢男人了，但并没有提起他对异性的兴趣。李教授为他设计了多种异性伴侣的形象，却遭到了小智的拒绝，如李教授对他说：“刘晓庆类型的怎样？”“那不行，绝对不行。”“巩俐类型的怎样？”“那也不行，我不喜欢女性味十足的女性。”最后小智还是选择了“傅艺伟类型”。就是这样，又经过了许多的努力也没有成功。后来小智的生活中闯进来一个十分爱他的女人，这个女人有一双傅艺伟般的大眼睛，是那样的天真、纯情。小智对她动了真情，但他的性角色一时还是不能转变过来，他的家人十分担忧，希望他能尽早结婚。在他们登记以后，李教授为小智大胆地设计了一个新的医疗方案，说动了爱他的妻子，让他们重演了小智脑海中16年前的那一幕，让小智扮演那个穿黑皮鞋、白袜子的男人，以唤起小智男人的意识。这一切努力看来有了些效果，但这一切还在进展中，也许治疗结果可能在很多年之后才能显露出来，也可能他得的是不能医的“病”。如果小智的父母当初不对他作女性化的“包装”和诱导，小智不会“病”。更深层次的原因，只好留待社会心理及医学专家去探讨。（本报记者 仲伟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