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离家辗转到过上海和昆明 如今栖身南昌县向塘电影院门口

　　4月9日晚，记者接到读者报料称，南昌县向塘电影院门口有一个小男孩睡在那里，每天就靠捡垃圾过日子。这名热心的读者最后说：“这孩子太可怜了，希望你们来看一看。”

　　4月10日是个阴雨天，出发前记者隐隐担忧，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小男孩是如何度过昨晚那个难熬的风雨之夜的。

　　全部家当就是两个蛇皮袋

　　记者赶到向塘电影院时，电影院门口除了一字排开的水煮摊外，记者并未发现小男孩的身影。台阶上两个又脏又黑的蛇皮袋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打开一看，一个蛇皮袋里一件茄克衫和一件线衣被揉成团，而另一个蛇皮袋里则装着一团枯黄的散发着臭味的烂稻草和几张旧报纸。记者断定，这应该就是那个流浪小男孩的家当了。

　　记者找到电影院旁看厕所的罗师傅，知道了记者的来意，罗师傅同样也挺热心。“来了大概一个多月吧，白天捡垃圾，晚上就睡在电影院门口的水泥台阶上，他父母来过几次捉他回去，都没成功。这会儿肯定又出去了。”罗师傅往外指了指。对记者了解到的“小男孩被后娘赶出家”的说法，罗师傅并不同意，“那是他亲妈，这孩子的舅舅常常到这儿麻将馆来打麻将。”

　　水煮摊的摊主显然对杨凯也很熟悉，一位女摊主告诉记者：“每天晚上11时左右，杨凯才回来睡觉，听他自己说，在莲塘已流浪三年了。看他可怜，我们常常拿些东西给他吃。”

　　不知什么时候起，记者的周围聚起了一群人，熟悉不熟悉的人都在讲述这个奇怪小男孩的种种举动。突然间有人冲着记者做手势，“来了，来了！”记者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瘦瘦矮矮的小男孩低着头在众人的催促声中走过来，他上身穿着一件已脏得变了色的线衣，下身穿着一条灯芯绒裤，脚下蹬着运动鞋。也许是这样的场面把他吓着了，他并不理会记者的招呼，一个劲地直往前走。记者忙紧赶几步追上了他。杨凯却突然停下步子，说了一句让记者意外而又吃惊的话。“对不起，刚刚我生了气。”这样一句出自12岁孩童的话语让记者大为惊讶。记者掏出钱想为他买两个面包，杨凯在一旁忙称他不要奶油的那种。记者称想与他聊一聊，警惕性很高的他却坚持不肯上记者的车，而是轻车熟路地把记者带到了另一家游戏厅，在嘈杂哄闹的电子音乐声中我们的谈话总算正式开始了。

　　流浪男孩对现状似乎很满意

　　杨凯告诉记者，他的妈妈死了，后来的妈妈是后娘，后娘对他不好，并把他赶出了家。他已经不记得父亲的名字，“自从有了后娘后，我再也没叫过他”。杨凯的话让人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杨凯似乎也不记得回家的路了。他只记得家好象在向塘火葬场附近，其它则完全记不得了。

　　紧接着，杨凯与记者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话：

　　“你身上的毛衣哪来的？”

　　“这里的人给的。”

　　“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后娘赶我出来。”

　　“为什么要赶你？”

　　“她自己也生了儿子。”

　　“你在外面呆了多久？”

　　“四年了。”

　　“四年中你都在哪里？”

　　“我在莲塘呆了三年，还去过上海和昆明。”

　　“你哪来的钱去上海、昆明？”

　　“我扒火车。”

　　“罗师傅说你舅舅就住在附近。”

　　“那不是我舅舅，我不认识他，我舅舅在宜春。”

　　“你爸妈有没有找过你？想不想他们？”

　　“没有。”

　　（摇头）

　　“你想回家吗？”

　　（摇头）

　　“想读书吗？上过学没有？”

　　（摇头）

　　“你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好吗？”

　　（点头）

　　“你到上海住在哪里？”

　　“火车站。”

　　“吃什么呢？”

　　“我帮人洗碗。”

　　“长大了想干什么？” “打工。”

　　“打工干什么？”

　　“赚到了钱就买车子开。”

　　“你有朋友吗？”

　　“有，他们会请我吃饭。”

　　“你的朋友是干嘛的？”

　　“他们是罗汉，他们还叫我偷车。”

　　“你偷了吗？”

　　“没有，那是做坏事。不偷，他们就会打我。”

　　“你刚刚到哪去了？”

　　“我在游戏室睡觉，我是一个懒虫，如果不懒就好了。”

　　“为什么？”

　　“不懒就可以多捡点垃圾。”

　　聊到这里，杨凯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对自己的现状，也似乎很满意。他很老练地制止记者给他照相，然后他告诉记者，他要去捡垃圾了，今天还没动手呢，要不然今天就过不了了。他还透露：这两天他准备再到上海去。最后他甚至礼貌地和记者说了声“再见”，并嘱咐记者，有事可到电影院门口去找他。

　　跟着杨凯的背影，记者试图了解这个12岁男孩赖以安身立命的“工作”，但这个企图很快便被杨凯发现了，他转身说：“我要工作了，你们不能再跟着。”

　　记者只好停住脚步，目送着男孩的瘦削身影，逐渐远去。远处，杨凯突然跃上路边的一根倒着的电线杆，手舞足蹈地跳起来，似乎很开心，也很可爱，只有这一瞬间，孩子的天性才恣意挥洒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