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闸北区临汾路街道采访团工委书记孙红时，发现这里的小朋友都熟悉这位“红红姐姐”，谁都能说上她的几件事。许多同学还关切地打听：有一个月找不到红红姐姐了，她到哪里去了？她生病了吗？

　　记者在上海西北角的军营里找到了“红红姐姐”。一身迷彩服的孙红依然是乐呵呵的样子。4月2日开始，她参加市青年干部培训班，正在军训。而在此之前，她在医院动了一个手术。难怪孩子们有一个月找不到她。

　　“我也想他们！前几天街道有急事让我回去一趟，一进门我就问‘红红姐姐信箱有信吗？’大家都笑！”孙红说。

　　孩子们的疑问解决了，但是面对这位全国优秀团干部、市新长征突击手标兵，记者的问题却还巨大地悬在空中：作为一个青少年工作者，孙红有什么秘诀能如此深入地走进青少年中间，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如此持久而有效地发挥出她的力量呢？

　　既然她以“红红姐姐信箱”闻名，而又一开口就提到了信，记者的探索由此开始。

　　秘诀一：写信

　　在过去的7年中，很少有人会像孙红这样写信：她的“红红姐姐信箱”向街道青少年发出公开信5000多封，收到青少年回信500多封，她亲自回信近千封。

　　写信从孙红初当街道团委书记开始。

　　那是1994年初，25岁的孙红刚生完孩子，回到街道担任了团委书记。她立即想到开设“红红姐姐信箱”，第一封公开信发到了街道200多位回沪知青子女手中。

　　“那些孩子急需帮助！”孙红生孩子前在街道从事劳动力管理，经常接触到知青子女，知道他们孤身在沪、语言不通、缺少朋友，有与监护人矛盾重重的，有就业求学上苦闷彷徨的，还有一念之差走上犯罪道路的。“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应该首先去帮助他们！”

　　孙红说她喜欢写信，信能够从容、完整地表达感情。而1994年时中小学生正流行结交笔友。孙红给自己的信箱起了个亲切的名字“红红姐姐”，“好记，像朋友！”

　　回信接踵而至。小刘在信中写到：“外公外婆的家，到底是不是我的家？父母让我来上海，到底是爱还是错？”孙红当天即回复：“人处逆境，更需奋斗。上海是一座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她会给年轻人许多学习条件和发展事业的机遇，你一定要正视困难，努力学习，为父母争气，为回沪知青子女争光。”如今已大学金融专业毕业的他至今仍难以忘怀红红姐姐的几封长信、几次深谈，在他最迷惘时给了他力量，使他看清了努力的方向。

　　点评：刚刚当团委书记就开设“红红姐姐信箱”，这在孙红十分自然。因为她有写信的“特长”，更因为她觉得，做青年工作首先就是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青年。

　　秘诀二：坚持

　　1994、1995年时，孙红对于收信、写信的兴趣让周围人实在看不懂：

　　中午别人回家吃饭了，傍晚下班了，就见她总是拿出一堆花花绿绿的信纸，乐滋滋地在那儿写啊写（她说：一是上班没时间写，团委书记的工作挺忙的；二是下了班可以静心考虑，当时一个办公室有好几个同志，人来人往的）；

　　第一批公开信收到了几十个知青子女的回信，需要一一回复，已经够忙的了，可她逢年过节时还继续给知青子女发公开信，希望得到更多的回应（她说：社会上发公开信的不少，别人收到一封可能不当回事，这并不表示他们就没有问题，我连续发信是为了表示“红红姐姐”的诚意）；

　　有时小朋友来一封信，她要连回两封（她说：有时我回信后，他们就不来信了，这不能说明问题已解决，所以我会再次去信询问）。

　　红红姐姐的诚意换来了青少年的真情袒露。最多时她一天会接到10多封信。按照一周之内必回信的自我规定，忙时她一天要写6、7封信。那时养成的中午不回家、在办公室吃方便面的习惯，傍晚下班迟回家的习惯，她一直保留至今。

　　随着交往的深入，许多孩子找上门来。一些孩子急切地寻求她的帮助。从办一张图书证的小事，到解决与监护人纠纷、求学求职等复杂事情都有。最麻烦的一件事孙红忙了大半年、跑了几十趟。

　　那时她的孩子才几个月大。实在忙不过来，而丈夫也很忙，一狠心她把孩子送到了南通婆婆家。“那时我们一两个月才能去看孩子一次。”

　　“我从没觉得坚持是个问题！看着那么多知青子女把我当姐姐，向我吐露心曲，我真的很开心。”孙红说，她当时做好了准备有孩子来向她要饭吃的，可是没有。

　　点评：如果说一时冲动做成一件事不难，那真心诚意、认认真真做下去却是难的。但是孙红做到了。持之以恒被再次证明很能打动人。

　　秘诀三：延伸

　　到了1996、1997年，孙红发现知青子女的来信大幅减少。原因一查便知：那一批少年长大了，逐渐进入大学、工作岗位，成熟了，不再需要“姐姐”的指引。

　　孙红没有因此而失落。因知青子女而起的“红红姐姐信箱”也没有就此止步。她发现了新的急待帮助的青少年群体：街道里下岗待业人员多了，他们的子女面临着生活、情感等等问题。

　　尔后，残疾青年、外地来沪的打工仔等需要帮助的特殊青少年群体纷纷进入她的视野。她总有写不完的信，忙不完的姐姐的“份内事”。 (本报专稿／记者黄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