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到大会堂参加了正在开发的一套中国古代典籍光盘的演示会。这套光盘容量很大，大概相当于三部《四库全书》的内容。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把一些重要的中国古代典籍录入光盘，既便于保存，又便于检索，这无疑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此，对于这套光盘的开发，我是很欢迎的。现场的演示也很精彩，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使我这个对电脑不甚精通的人对这套光盘的使用方法和种种便捷之处也有了大体的了解。应该说，这场活动使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只是，座位的安排使我感到这次活动有些美中不足，我想就此发表一点感想。

　　光盘演示会是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行的，演示用的屏幕挂在门口屏风的背面。因为房子是南北长，东西窄，正对着屏幕只能摆一排座位，我和几位领导同志被安排在这排座位上，其他的人都只能坐在两边，“侧目而视”。演示过程中，我注意了一下，坐在后面几排的同志是不管如何“侧目”都不得视的。于是，我坐在正面就有些不自在了。我讲这些，并没有指责安排这次活动的同志的意思。据我的经验，大多数的活动，都是要突出领导的，只不过这次由于条件的限制，效果过于明显了些。有人说，中国排座位是一门学问，我也并不认为这门学问完全没有必要。中国有悠久的礼治社会传统，强调长幼尊卑有序，不能说这种观念的影响今天已完全消除。有一些场合，按照惯例、成规使大家各就其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谦让、乃至可能引起的一些不愉快。重大的政治活动，按照职务高低排列座位，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那天的光盘演示会，为了迁就我与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使到会的专家、学者坐得都很不方便，就不见得十分必要。我想一般情况下安排事情，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要为多数人着想，如果要突出重点的话，也应该突出对有关的工作做出贡献的人，而不应该总是突出领导。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学术

　　活动是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精神的最好场合。在这次演示会上，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罗沛霖先生等是主持这套古代典籍光盘开发的专家，他们也有意见要在会上发表，所以他们比我更有资格坐在前排。

　　当然，不管怎么说座位的安排算不得什么大事。我之所以讲这件事，是想借此表达我的一点希望，我希望生活中形式主义的东西更少一些，求真务实的风气更浓厚一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已经抛弃了很多虚妄的东西，但是，现实中仍然有一些僵化的东西束缚着我们的心智和手脚。我常想，生活中我们当作公理和不公的信条的观念，是否有一些也与排座位的规矩一样，确实不见得必要与合理？观念的改变往往是现实变革的先导，为了改革的深入，我认为有些观念还需要改变。新的世纪开始了，对于过去作为前提的观念，有些我们可以在脑子里打个问号，重新衡之于理智，证之于实践。社会在不断进步，没有一成不变的、不需要发展的真理。(丁石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