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者：饶翊仟

　　职业：原在香港经营画廊和公司

　　采访地点：位于杭州南肖埠的姐姐家中

　　采访时间：2001年5月8日

　　“明知道酒喝过多人会醉，明知道爱过火心儿会碎，你那甜言蜜语就像酒的滋味点点滴滴都叫人回味，只要能够相偎我不在乎一切，一生真爱只一回，爱你爱你永远不后悔！”

　　“这些歌都是我自己写词谱曲，我自己演唱的。”

　　一个清清亮亮的女子声音一下子把我从缠绵悱恻、委婉的歌声中拉回到现实里：此刻，我正面对着自己今天要采访的对象——这位曾被中央电视台在今年的“三八”妇女节报道过的奇女子饶翊仟，身患绝症，但顽强斗病魔，在医生宣判了她“死刑”后，照样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拿到了博士学位；并且把自己对生命、对生活、对亲人的热爱之情作成词曲，自己演唱，录制成光盘、磁带，其中的音符、乐章和才情令人感动。

　　我坐在沙发上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奇女子，瘦瘦小小的个子，穿一条靛蓝色的牛仔喇叭裤和一件粉红色的羊毛开衫，里边是大红色的棉T恤。她的脸型小小巧巧的，皮肤不算太白，但光洁如瓷，五官很精致。整个人给人一种很干净、很明亮的感觉，那头乌黑的齐耳短发更是增添了她几分学生模样，显得青春、生机勃勃。

　　也许是因为她那深情的歌声，也许是因为她长袖善舞的样子，再或许是因为她身上的那件粉红色毛衣的映衬，我总是把她和蔷薇联想在一起。我真的无法想像她曾经的贫寒、磨难，甚至她如今依旧还是个重病在身的人。听她侃侃而谈，好像只是她用第一人称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一 我生在杭州，并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度过了我的少女时光。我家三姐妹，我居中。在我们姐妹还很小的时候，父亲被打成右派，我对父亲基本上没什么印象，家里的一切担子全部压在妈妈一人身上。那时，家中很穷，妈妈常常因为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良而虚脱晕倒被送进医院。我们三姐妹跪在医生面前求医生一定要救救我妈妈，妈妈是家中惟一养家糊口的人，没有了妈妈我们三姐妹可怎么活呀！妈妈就这样一次次被送进医院，又一次次被抢救过来，身体很虚弱，别人都管妈妈叫“半条命”。

　　我想妈妈那半条命多半是为我们三姐妹活着的，姐姐长得很瘦弱，妹妹年幼，只有我长得结实健康，长年脸色红润，像化过妆一样。我就成了家中辅助妈妈的最得力的人选。我从小就想成为妈妈生命中的一个支柱，所以我对姐姐、妹妹都得谦让，对妈妈也尽自己那个年龄所能尽到的孝敬。

　　有一回，妈妈给了我们姐妹一角钱，这对于我们姐妹而言真是一笔大财产，我和姐姐兴奋地讨论着这一角钱的花法。我们走到小车桥那儿，看见有一间小小的馄饨铺，很简陋的那种铺子：四张条凳围着一张旧方桌，一只煤球炉子上面搁一只大钢精锅，锅里滚开的水里煮着的正好是一角钱一碗的馄饨。我好像是天生的演员，每到这种时光，我总是能够很到位地扮演一个仗义、慷慨的角色：姐姐，我真的不饿，也根本不想吃馄饨。

　　那张布帘把我和姐姐隔在了门内外。记得那是个大雪天，我双手塞在袖笼里浑身发抖站在门外等着姐姐。门帘掀起的时候，我隐约看见姐姐的馄饨碗里冒着热气，我甚至能想得到姐姐在那馄饨汤里加着一层红红的辣酱，那一口热汤喝下去一定会冒出点汗来。姐姐在里边喊，妹妹，你进来喝口汤吧。可是，我不敢，我怕被店主说我们付出一碗馄饨钱不能占两个座位。

　　有时，我看见邻家的小孩吃饼干、糖果，我真的好馋，我真的很想知道这饼干、糖果究竟是什么味道的，要是能让我咬一口，哪怕是舔一舔，那该有多好呀！后来有一天，妈妈真的像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摸出两粒糖果来，说是别人送给她，她舍不得吃带回来让我们姐妹尝尝的。姐姐已经伸出手去接糖果，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但不知为什么，我一开口居然说了句谎话：我吃过糖果，知道是什么味道，不见得有多好吃，你们吃吧。当我眼巴巴地看着妈妈、姐姐她们吃完了糖果，真的有点后悔自己的那份慷慨。

　　我心中还是对饼干、糖果不能释怀。那时，我每天从家里走到学校要经过好几个垃圾桶，我像侦察兵一样睁大眼睛在一只只垃圾桶里搜索，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真的从一只垃圾桶里捡到了一包有点霉变的饼干。我兴奋啊！我一边走一边吃，啊，原来饼干的味道这么好！我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有一次同学在吃苹果时切下一片给我吃，我真觉得好吃极了，认为这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天哪！我也能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真是太幸福了。

　　尽管那时生活很清贫，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苦，还常常能感觉到快乐。那时，我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就是能吃饱饭、能上学。然而，妈妈一人拖着三个孩子，加上妈妈家有海外关系，我们的日子很不好过。后来，家中只能供得起姐姐一人上学，我读到初一就不得不辍学了。

　　二

　　1981年，父母离异后，我随妈妈去香港定居。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能继续自己的学业。但在香港，我们母女俩依旧是衣食无着的社会最底层的贫民。像我这样的条件是进不了香港的公立学校的，而在私立学校念书就需要很昂贵的学费，我决心自己打工赚学费以及我们母女的生活费。

　　那时，普通话在香港不太流行，只会讲普通话的我就很难找工作。经人介绍，我去一家酒店做传菜工，也就是端盘子，工作时间是从傍晚6点直到深夜1、2点钟。我白天读书，晚上打工，人很困乏，常常看着地上就想坐下去。有一次我端菜进一间包厢，见客人还没到就在那儿坐了一两分钟，觉得享受极了，后来，我就会偶尔这样偷一下懒。

　　发工资那天，我走进老板的办公室。我一看，那个房间里装着闭路电视，每个员工的一举一动全在老板的监控之下。这下，我慌了，我的那些偷懒不是全被老板看在眼里了吗？我只好对老板说，工资我不要了。并如实告诉老板，我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偷懒真是出于无奈。没想到老板不仅把工资全额给了我，还连连夸我诚实。因为像我这样的偷懒和别的员工相比算不了什么。老板对我说，凭你的勤劳和诚实，应该可以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不久，老板真的把我介绍到他朋友开的一家专营牛仔面料的公司去工作。公司的老板把我安排在部门经理的位置，做些接订单、推销的工作。我工作很勤奋，我的广东话和英语也进步很快。老板对我的工作表现很满意。我对老板说，因为要读书，所以我不能在工作上投入太多的时间。老板想了想说，你咬咬牙花一段时间替公司做好一件事，我会付你一大笔酬金的。老板要我去北京纺织部门拿些配额方面的批文，因为我对内地比较熟悉，普通话又说得好。事成之后，老板答应付给我5万元。这笔钱如果以我当时1200元的月薪，得做好几年呢！我当即就答应了。

　　那时，香港到北京的航班很少，两周才一班。我等不及了，当晚就坐上去广州的火车。那时交通十分拥挤，火车的过道甚至厕所里都站满了人。买火车票很困难，我手上拿着回乡证摇啊摇的，车长对我网开一面让我上了车，我就在厕所里站了40多个钟头，双脚都发麻了。下车后我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饭店，大概是太累了，一进饭店门，我就晕倒了。

　　老板见我一直没有消息给他，就打电话到饭店来询问，这才知道我正在医院里挂盐水。出院后，我立刻奔走于有关部门，办好了一切，又连夜赶回了香港。老板拿到批文时，比他给我预定的时间提前了五六天。我只字没提自己这一路的艰苦以及劳累过度住院的事，我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是拿报酬的，有得必有失嘛。

　　被我感动的老板说：我一直认为聪明的人大多不忠诚；忠诚的人又大多不聪明。而你真的是两者皆有。老板不想轻易放走我，就扣下了我的一部分酬金作为我在这个公司的投资，让我做了个小股东，给我一个小公司让我打理。我很感激老板给我的机会，从此，我工作更加勤奋努力了。

　　常常写字楼里的人下班走光了，而我总要在上完课后赶到公司去处理一些业务。有时碰上到货了，我就独自一人跑到货柜码头去等。有一次，我顶着寒风在海边等了3个钟头才接到货。我又打起精神开始卸货，边上的人看我一个小女人在装卸实在看不过去，就纷纷上来免费帮我装卸。

　　就这样，我靠着艰苦奋斗使公司经营得小有起色，经济上也宽余起来，我又开了一家画廊，让妈妈帮着我打理。我自己也拿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学士学位。

　　三

　　在一次商务酒会上，我认识了一位小有成就的老板，我们彼此吸引，他后来就成了我的丈夫。他风度翩翩，很沉稳的样子，眼神中带有一种含情脉脉的温柔，却毫不轻浮。他说话很幽默诙谐，但不仅仅是那种油腔滑调的调侃，言语之间总能让人感觉到一份关爱和体贴。记得他第一次和我说话时，一副很关切的样子：你这么瘦，不会是身体有什么病吧？该上医院检查一下呢。我说，是呀，我得的是钱包干硬化。他立刻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哦，原来为了让钱包丰满你的身体就消瘦了。

　　有一次，我正在冲凉时他打电话来，我就让他过一会儿再打。他说，你这么伟大的女性还亲自冲凉啊，跳进全自动洗衣机不就行了？他这样的小幽默常常能让人喷饭。他也是很喜欢和我这个开朗明快的女孩在一起的。我们就开始拍拖，经过自由恋爱后进入婚姻。

　　婚后，我们一直是相互欣赏。他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在家中做些法国菜、意大利菜等，有时上餐馆吃饭，他也会饶有兴致地走进厨房和大厨探讨一些菜的做法。他很欣赏我唱歌，我常常唱一些原来在内地学会的歌给他听，过去他对内地并不了解，认为内地唱歌就是很高吭地大声吼，他听我唱越剧《黛玉焚稿》、京剧《苏三起解》等戏曲，开始接受更多的内地文化，并且很得意自己娶了个受过内地文化熏陶的太太，他觉得我比纯粹生长于香港的女子更有味道。那一段日子我们可以说是琴瑟和谐，过得美满幸福。

　　后来，他有事到杭州来，我姐姐她们去机场接他，正好碰上杭州的烟花节。他很幽默：哎呀，你们实在是搞得太隆重了，来接我不算还放烟花迎接我。他给我的家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总是那么开朗，只要有他在的时光，一定有笑声不断。

　　再后来，我们有了儿子。我衣食无忧，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家中当个幸福的全职太太。这也正是我的丈夫对我的要求。但我也许是苦惯了，奋斗惯了，追求惯了，我无法让自己停下来，我无法放弃自己的事业。我有很多的应酬，我一如既往地爱唱爱说爱笑，受人注目。他受不了了，开始担忧自己跟不上我。他不再像我们初初相识时那样的幽默轻松，看我的目光也不再仅仅是温柔体贴和欣赏，常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凝重。尤其是当朋友们将欣赏的目光投给我的时候，他那份涩涩的酸楚让我都有些下不了台。

　　我知道他爱我很深，我又何尝不是真情真心地对他？只是他在爱得过头时忘了爱应该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上，就像我后来在歌词中写的“喝酒过多人会醉，爱过火心儿会碎”。后来，他的这种猜疑和不放心越来越厉害了。有时，我回来晚了，他就会走出家门一直等着，想看明白我是自己驾车回来的还是有人送回来的，如果恰好让他看见有人送我，他就会没完没了地打听那人是谁，为什么要送我等等。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认为真爱应该是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真心地帮助对方进步、提高，我们俩对爱情的认识显然有了无法纠正的偏差。我们的口角言辞也有些激烈，他说我不是真心爱他，不然为何不肯为他放弃一点点，牺牲一点点？而我也认为如果他是真的爱我，为什么不能帮助我实现我的梦想？我甚至很极端地说，既然你已不再爱我，不如放开我，放我一条生路，给我FREE！

　　我的生活、我的成长过程太艰难了，我不可能为了他那种狭隘的无端猜忌而放弃我多年以来的生活信念。我以前那样勤奋那样艰苦地打工赚钱，不就是为了能让自己读书吗？如今，我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又恰好有教授推荐我去英国圣公会大学社会科学院读博士，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我怎么肯轻言放弃？

　　我不顾他的强烈反对，开始埋头复习迎考。常常是白天忙完工作，晚上又熬夜看书，弄得他很反感：一个做了妈妈的女人，有了大学学士的文凭已经足够了，根本没必要再去读博士，未免有点太好强了。这次的矛盾白热化了，我不得不作出了最后的抉择：毅然和他分手，去英国读书。

　　四

　　我到了英国读书后，我发现自己并不是那种很冷血的甚至可以六亲不认的女强人。我常常牵念家和家中的妈妈、儿子，我逮到空儿就会往家中跑，然后，在考试前再临时抱佛脚，拼命看书。我常常感觉到累，人浑身没有力气。开始只以为自己太疲劳了，休息一下就会恢复的，后来，躺在床上觉得呼吸都困难，要张大嘴巴才行。

　　我回到香港上医院看病，医生让我住院，告诉我鼻子里长了东西，要做个切除手术。做手术，得有亲属签字。医生说让家里的亲属来一下医院，我当即就明白了大致的事情：一定是我的病情太严重不便与本人说。我告诉医生，我是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我也能猜得到你们要对我母亲说什么。这18年来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几乎成了妈妈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如果让妈妈知道我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她老人家一定受不了，那样的话，我会心疼妈妈超过我自己的病痛本身，我会不知怎么安慰妈妈，这不是反而加重我的精神负担吗？医生，你们还不如直接告诉我本人。

　　医生在绕来绕去地问我家中还有没有别的亲属后，最终还是告诉了我真相：我得的是恶性肿瘤，鼻咽癌晚期。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96年底。

　　当时，我还是感觉到害怕：癌症，而且是晚期，这毕竟不是一般的小病小痛。但我毕竟是学过心理学的，我懂得害怕对我的病、我的生命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只有直面现实。1997年初，我接受了开刀手术，我依旧对自己的生命充满了信心：我还那么年轻，生活是那么美好，何况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我还没有戴上博士帽，我还有深爱着的母亲和儿子，我不能就这样死去的。一开完刀，我又像什么事也没一样投入到学习中去了。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我就发现腿、股骨疼痛，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新的癌细胞在不断地产生，我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这一回医生坦诚相告：你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3个月。我不停地做化疗、放疗，人在不停地消瘦，体重从100余斤下降到79斤，头发一把一把地往下掉，我连去医院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是有人把我抬到担架上送进急救车直接去医院。我姐姐见了我说我像鬼一样，我妈妈都有点不敢看我，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也直犯恶心。

　　这样的苟延残喘不要说是3个月的生命，即使有3年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不管生命对于我还有多久，我不想这样活着，至少不能让我的亲人们看着我的丑样儿害怕，哪怕只有一天的生命，我也要让自己的生命中有歌声、有鲜花、有美丽的光华。我的身体已经无法再接受化疗，昂贵的医药费使我在经济上也无法承受，如果转到公立医院去治疗，那儿的挂号、排队、等候，我的身体根本就吃不消。我又找不到合适的人商量，就自作主张，停止上医院治疗。

　　我的前夫真的是个很不错的男人，离婚后他常常会打电话问儿子好不好，问我过得怎么样？并且一再表示，只要我愿意，他随时会打开大门迎接我回家。我们还会抽时间带着儿子一起去饭店吃饭，我会情不自禁地唱“水长流，就像我俩的爱情一发不能收”，他也会和着一起唱，我们都会很投入，因为往日的真情一样留在我和他的心头。不知内情的人常常羡慕我们这一双有情人，羡慕我们其乐融融的一家子。我知道，如果我把自己得病的事告诉他，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他都会给予我帮助和鼓励。

　　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自己的路，我就会一个人坚强地走下去，既然我在健康的时候无法和他长相守就更没有理由在我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去连累他。何况我也不知道生命对于我究竟还有多久，如果我将不久于人世，我何苦要把自己最后的病态留在他的记忆里？如果我还有幸能活下去，我一样会去拼搏去奋斗，我们不是还会重演分手的一幕吗？我把满腔的苦衷全部埋在自己的心底，甚至我妈妈也是在一次医院打来电话问我为何不去继续治疗时，错把妈妈的声音当作了我，才知道原来我得的是癌症。

　　五

　　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去打理画廊和公司，我将它们卖了，我又重新变得一无所有。但我珍惜自己所得到的或曾得到过的一切，包括物质的、情感的、精神的。我没有抱怨过命运，没有厌弃过生命，更没有放弃过信念。我一定要圆了自己的博士梦，一定要战胜病魔！

　　我想，我既然能攻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课程，有能力拿学士、博士学位，我也一样可以学医学！我决心自学中医，自己给自己治病。我每天让妈妈扶着我去香港图书馆，我一步一步地走得很艰难，走不了几步就走不动了，我让妈妈扶我到路边靠一靠，或者干脆在路沿上坐一会儿。常常有路人关切地过来询问：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要不要叫救护车？

　　我就这样天天坚持上图书馆找资料，查宫庭秘方。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我来不及一页页仔细地阅读，我只看和我有关、有用的部分，然后把点点滴滴聚集起来、整理成方子，给自己开出一个又一个方子，让妈妈一味一味地给我配齐了，再煎着吃。就这样一帖一帖药地煎，一帖一帖地试吃，甚至有过几次中药配制不当轻微中毒手脚发麻的现象。慢慢地，我领悟到“君臣佐使”中医理论的真谛，中药的搭配合理与否，真的会使毒药和良药只有一步之差。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研究，我基本上知道什么药对我的身体不会造成伤害，怎样中西药搭配可以成为我治病的良药，真的是久病成良医。就这样好多个3个月过去了，死神一次次弃我而去，我现在的这个样子谁都不相信我是个身体中带有癌细胞的病人。我觉得除了医药的作用外，坚强的精神和亲人的关爱是一帖很有效的良药。我感激一直扶着我一步一步从死亡走过来并和我一起勇敢面对病魔的妈妈，我那瘦弱的妈妈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我活着，我始终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命的魅力，我在煎药的时光，在病床上、在病痛的时候，就开始作词谱曲写歌，表达亲情、友情、爱情，表达对生活、生命的热爱，对故乡、故土的热爱，在愉悦自己的同时也减轻了亲人们对我病痛的担忧，让他们感受到我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美丽而不是负担。我在病情得到控制身体感觉好一点的时候，就去录音棚灌唱片，重新拾起博士生课本，考出了博士学位。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我活着！

　　当然，我也很清楚地知道，那些癌细胞依旧在我的身体里猖獗活动着，一口一口地吞噬着我的生命，我能感受到那份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