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是一起在本市引起较大反响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被告人犯罪的动机卑劣，手段凶残，不但对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权造成了重大侵犯，而且给社会治安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厉雪寒、刘庆生为了杀人，积极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屡屡唆使他人去实现他们的目的。而被告人张国庆为谋取非法利益，两度接受厉雪寒、刘庆生的授意并转而雇用他人行凶。在其组织、带领下，被告人孙浩、刘春等人用菜刀、榔头等凶器猛砍猛击被害人致命部位，企图致人死命。出于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因素，被害人几次未被杀死，然而，被告人对这种结果不满意，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雇人行凶，不达目的不罢休。由此可见，被告人具有十分明显的追求被害人死亡结果的主观故意。

　　本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不但反映出他们主观上具有很明显的恶性程度，而且对社会的危害也不可低估，这种危害不仅体现在对被害人个人，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为对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的破坏。因此，在对被告人量刑时，就不仅要考虑被告人犯罪行为对单个被害人的损害结果，更应当考虑被告人犯罪所侵犯的、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以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犯罪的手段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因素。

　　在本案中，五名被告人或出于卑劣动机，或为利益所驱动，无视国家法律，通过积极雇用、组织或者实施的手段，先后四次肆无忌惮地在马路、餐厅、车站等公共场所，公然对被害人实施暴力，其中两次甚至使用了足以致人死命的犯罪工具，加害于被害人的致命部位，犯罪之猖獗令人发指，主观恶性程度极大。而且被害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不但使被害人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始终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而且破坏了公众的安全感。因此，对这些犯罪分子必须予以严厉的惩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震慑犯罪、防止犯罪，从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生活环境。

　　审判长：郭延峰在有关该案件厚达数百页的卷宗中，有一份是警方对厉雪寒的讯问笔录，在这份笔录中，厉雪寒尽管还在对自己的罪行进行狡辩，但从其嘴中所说出的一些话仍然掩盖不了其犯下的罪行。

　　问：你与葛建敏是合作关系，为何要出资雇用打手伤害葛建敏呢？

　　答：他人品太差，所以想找人伤害他。主要是为了原先葛建敏答应给刘庆生好处费的，但事成以后，葛建敏就赖掉了，所以才会找刘庆生对葛建敏进行伤害。

　　问：刘庆生的好处费是怎么回事？

　　答：我与葛建敏在开加油站时，有执照办不出来，我就提议让刘庆生帮忙办，葛建敏也同意的，并称事成之后会找刘庆生好处费一万元左右，当时我们三人都在场的，但后来事成之后，葛建敏就赖掉了，讲刘庆生在中间没有出多少力。

　　问：那么，你们怎么会对葛建敏实施雇凶伤害的呢？

　　答：在1998年9、10月份，刘庆生到加油站来，想通过我到葛建敏处拿好处费。我对刘讲，葛建敏不愿意给这一笔好处费，刘庆生就讲他把这件事讲给朋友听，朋友听了以后也很气愤，几个朋友想教训一下葛建敏，之后我们两人就开始商量策划。我让刘庆生到外面了解一下行情，需要多少钱。

　　过了几天，刘庆生又来了，讲了解过了，一般性雇人打一下葛建敏要一二万元，躺在床上几个月不能上班大约要十五六万，搞搞大(意思是打死葛建敏)大概要五六十万。我听了以后讲五六十万太多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商量，刘庆生讲钱他没有，要我出，余下的关于打手、打人的事都有刘庆生去联系……

　　厉雪寒、刘庆生到底犯的是不是故意杀人罪？该不该判处死刑？刘庆生、张国庆充当的是不是简单的“中间人”角色？在法庭审理时有不少争论，最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此案时认定：五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并依法对厉雪寒、刘庆生、张国庆三名主犯判处死刑。

　　刘庆生否认自己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刘庆生没有杀人的直接故意，而葛建敏仅存在受伤的结果，所以对被告人的行为应定性为故意伤害罪。刘庆生、张国庆的辩护人还辩称，刘庆生、张国庆在此案中充当的是“中间人”的角色。

　　但法院认为，厉雪寒、刘庆生积极寻找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雇人行凶，不达目的不罢休，均具有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刘庆生在本案中四次出面雇凶、带人指认被害人、安排加害被害人机会等，而张国庆为谋取非法利益，接受刘庆生雇用，两次组织、转手雇用他人对葛建敏实施行凶，并曾亲自带领作案人赴作案现场，在共同犯罪中起重要作用，绝非仅仅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

　　综上，法院认为，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依法均应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法律虽规定对于未遂犯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鉴于被告人厉雪寒、刘庆生、张国庆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及其严重，法院决定对三名被告人不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本案被告人经预谋，分别通过出资、雇用、组织、实施等手段，先后四次在马路、餐厅、车站等公共场所，对被害人进行突然袭击。其中两次均是以刀具、榔头等工具对被害人致命部位进行加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虽未达到致人死亡的结果，但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给公众心理带来恐慌，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必须依法予以严惩。在法庭上，厉雪寒坚持认为，其之所以决定雇凶害人，是因为葛建敏曾失信于刘庆生，所以刘庆生提出要让葛“吃点苦头”，厉遂予同意。对此，法院审理认为，关于葛建敏失信于刘庆生的所谓“纠葛”所涉经济数额仅一万元，而厉雪寒甘愿出资十五六万元，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害葛建敏，显然有悖常理，不能成为一种合理的解释，因此厉雪寒的辩解显属推脱责任之辞，法院不予采信。法院审理后认为，其实际目的乃是“控制加油站”。厉雪寒和葛建敏原本是一个单位的同事，1998年1月，两人合伙开办了上海绿宝加油站，葛建敏占90%股份，任加油站法定代表人、经理；厉雪寒占10%股份，任副经理。加油站成立后，厉雪寒因加油站财务、人事等主要事项的决定权均由葛建敏一人掌握，遂对葛建敏经营加油站的种种做法产生不满。

　　1998年9月左右，厉雪寒出于控制加油站的目的，找到其以前的一个同事刘庆生，提出其出资“把葛建敏弄死，不行的话至少要把葛弄成瘫在床上的废人”，并通过刘庆生出面雇用他人杀害葛建敏。刘庆生应允后找到顾克林(另案处理)，将厉雪寒的意图告诉顾克林。在顾允诺后，厉、刘与顾克林又商定先由厉雪寒支付15万元人民币，若将葛建敏打死，则再支付15万元人民币。此后，厉雪寒即通过刘庆生将16万元人民币交给顾克林(其中刘庆生得款人民币5000元作“车马费”)。1999年9月20日、11月8日，由顾克林雇用的张某(另案处理)等人先后两次在绿宝加油站附近以棍棒击打了葛建敏膝盖部位，但幸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

　　因葛建敏所遭两次加害均未能达到厉雪寒预期要求，厉雪寒对此十分不满，通过刘庆生从顾克林处取回近10万元人民币。此后，刘庆生再次根据厉雪寒的授意，用厉雪寒的出资物色了安徽来沪人员张国庆，让张组织人员对葛建敏行凶，刘庆生为此向张国庆支付1.5万元人民币，由张国庆转而以每人人民币3000元的价格雇用了其同乡孙浩、董峰(另案处理)等三人。此间，刘庆生还带领张国庆等人至绿宝加油站附近指认了葛建敏，并安排张国庆等人持械到葛建敏住处附近伺机行凶，因故未逞。

　　2000年1月31日，刘庆生以请吃饭为名，出面将葛建敏约至本市宜山路桂菁路附近的一家餐厅，并将此安排告知了张国庆等人，让张等人伺机作案。当晚6时许，张国庆带领孙浩、董峰及该案的被告人之一的刘春，携带菜刀等作案工具，乘出租车赶至餐厅附近守侯。当葛建敏经过孙浩等人乘坐的出租车时，由孙浩在车内放风，刘春、董峰两人下车，分别用菜刀等凶器朝葛建敏头面部连砍数刀后乘上出租车逃逸。此后，张国庆给了刘春800元人民币报酬，并又从刘庆生处取得6000元人民币。被害人葛建敏遭此行凶后，导致右侧脸颊、右额顶部、左额顶部等多处伤痕及右环指骨折，构成轻伤。

　　2000年5月，厉雪寒因感前次行凶仍未达到其目的，遂又通过刘庆生找到张国庆，要求张国庆再度找人对葛行凶，且程度要比上一次重。张国庆予以许诺并向刘庆生又收取了1.5万元人民币，而后以数千元人民币的价格雇用了周迎春(在逃)等人。同年6月26日，刘庆生将厉雪寒提供的葛建敏在绿宝加油站对面某酒家宴请客户的情况告知了张国庆，张当即指使周迎春等人下手行凶。当晚8时45分，当葛建敏、厉雪寒等人走出酒家至一车站旁时，周迎春趁葛建敏不备，用榔头猛击葛的头部后逃逸。葛建敏遭此加害后，导致左顶枕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致颅脑损伤，构成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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