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私家侦探魏武军出川了。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人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不知不觉已成为他的调查对象。

　　最近一个月里，魏武军出没在长江三角洲，今天镇江，明天杭州，一转眼又到了南京……这位出身成都的"福尔摩斯"打算立足上海辐射江浙，因为这里的单子多得接不完。5月15日，趁着魏武军返沪的十几个小时，屡屡延宕的采访终于得以进行

　　体制外的“游侠”

　　"二奶杀手"折射大众需求

　　记者：早就听说你的诨名是"二奶杀手"，你一个人高马大的山东汉子却有这么个"雅号"，听来实在滑稽。"二奶杀手"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你对此不反感吗？

　　魏武军：怎么来的？还不是记者给起的！不过我对这个绰号并不反感，因为它符合事实。在我接的委托中，80%左右都涉及家庭婚姻问题，这反映出群众的需求。我并不认为这个名称有什么不雅。

　　记者：贝克街的福尔摩斯好像很少牵扯于男女私情，而你这位"中国福尔摩斯"老是围着"婚外恋"、"第三者"转，不觉得层次太低吗？

　　魏武军：首先要声明一点，我从来没有称自己为"中国福尔摩斯"，这也是记者的语言。至今我仍旧崇拜福尔摩斯，但也要看到，他毕竟是小说中的人物。现实生活本来就是琐碎的，你可不能小看家务事，一个成功的商人能够在事业上左右逢源，但遇到了真正麻烦的家务事，也许就一筹莫展。这样的事情我见过很多。

　　金钱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应付家务事上。比如说有人怀疑自己的妻子与初恋情人再次"来电"，但又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即使再有钱，花天酒地并不能阻止疑心病的发作，更不能靠把钱送给妻子或者自己设想中的"情敌"来解决问题。只有悄悄找出事情的真相，才可能治好自己的心病，才可能让这个尴尬的家庭重新拥有欢乐。所以，我从来不小看自己的工作。

　　记者：老百姓厌恶"包二奶"，他们也同样痛恨腐败，你不想为反腐做点儿贡献吗？

　　魏武军：其实早几年我也办过几件反腐案件，揪出过几条"蛀虫"，一度还在当地造成不小的影响。不过总的说起来这类委托办的数量太少。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我办案需要委托人委托，需要他们提供经费；而一般人如果不是被逼得没有活路了，是不会掏钱雇侦探来反腐倡廉的。

　　记者：从你1993年3月在成都开办"协力民事事务调查所"，一晃已经8年多了，你一共接了多少个案子？侦破率是多少？

　　魏武军：千万别用"侦破率"，"侦破"、"侦察"之类的词儿都是我的忌语，我只是在做"调查"。在我的工商执照上，法定的经营范围就是"民事调查"和"经济信息调查"。

　　8年多我一共做了960多件委托，毫不夸张地说，成功率达到了99%，因为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遇到了挫折。而这几件之所以失利，几乎都是由于委托人自身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去年我在上海接过一个委托，委托人要我了解一个人的行踪，并表示他肯定还在上海。我们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情况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监视，却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委托人认识到对象可能已经出国，自己提供的线索有误，提出放弃调查。这是我入行以来为时最长的一个案子，却是以失败告终的。

　　我在食物链的上游

　　记者：对于你从事的侦探职业，社会各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魏武军：所谓的争议其实就是一句话，既得利益者大多反对，老百姓一致欢迎。那些反对者并没有说出真正的理由，那就是：我让他们担心了，担心见不得人的事情暴露于太阳底下。

　　记者：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你的调查行为，无法避免会与公民的隐私权产生冲突。说老百姓一致欢迎，是不是有些夸张了？

　　魏武军：好多人都提出过隐私权的问题。个人隐私当然受到法律的保护，可前提是你的隐私本身没有违法，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合法婚姻关系也受法律保护，那些"第三者"或者"包二奶"的行为已经侵害了合法婚姻，对他人造成了损害。我所做的就是揭示事实的真相，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记者：你的说法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委托人要求你去调查配偶的婚外情，你的调查表明对象是清白的，但在调查过程中你有意无意地了解了他(她)另外一些"无害"的隐私。这算不算侵害了他人的隐私呢？

　　魏武军：(沉吟)这应该算侵犯了他人隐私，我承认。

　　对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用上"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句话。我是调查对象配偶的合法代理人，我的工作可以解除这个家庭中的猜疑，维持它的圆满；作为代价，调查对象暴露了一些隐私。问题就是，你是要这个家庭呢，还是要维护你的隐私。

　　何况我们有严格的终身保密制度，委托人的任何个人资料都不会有丝毫的泄漏，至于与案件本身无关的调查对象的隐私，我们也会妥善地加以保护。

　　记者：那么究竟是谁给了你进入他人私生活的权力呢？有一些学者提出过，从法律上来说，中国的私人侦探并不拥有"侦查权"，你对此怎么看？

　　魏武军：我从来没有穿红颜色的衣服，你却指责我穿这件红衣服不好看，这是不是很荒唐？

　　这就是那些专家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拥有"侦查权"，因为这是国家赋予专门机构的特殊权力，而我行使的仅仅是最基本的公民权，我只拥有调查权。很难想象，一位妻子想去调查一下自己的丈夫是否忠实，那些专家就去质询她有没有"侦查权"，这不是开玩笑吗！而我，就是这位妻子授权的代理人。我可以同那些所谓的专家当面辩论，坚信他们不会有胜出的机会。

　　正因为我没有"侦查权"，所以我采用的都是合法手段和器材，像我的摄像机就是在南京路第一百货买的家用型号，照相机也就是普通的傻瓜机。之所以不用那些高科技手段，除了条件限制以外，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有关规定，我非常非常谨慎，可以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有这样才能无所畏惧。

　　记者：在你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和公检法机关发生过冲突？

　　魏武军：从来没有。我们吃的不是一碗饭。一个人怀疑自己的配偶有外遇，想知道是不是那回事，公安部门可能立案吗？而他(她)的这种想法和要求也是正当的呀，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嘛。社会应该有这样的机构和服务，去满足客观存在的需求。

　　我和公检法机关从来没有冲突，相反还有合作。比如说有一次在云南某地，公安机关迟迟没有抓获通缉中的诈骗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为了追回自己的损失，委托我进行调查。我把嫌疑人的狡兔三窟摸得一清二楚之后，把资料交给委托人，再由委托人督促公安人员顺藤摸瓜，前去抓捕。连通缉犯住在哪里都知道了，公安机关再不作为也说不过去了吧。

　　我和这些国家机器的合作都类似于此，通过委托人为枢纽，从来没有直接的合作。我们吃的不是同一碗饭。

　　记者：经营8年，你上过税吗？

　　魏武军：我主动缴税。

　　记者：国家相关政策并没有对私人侦探业开绿灯，这些年来有没有遇到方方面面的麻烦？

　　魏武军：没有什么大的麻烦。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非常谨慎小心，没有落下什么把柄和口实。当然这也和私人侦探的特殊身份有关。他们找我的只可能是小麻烦，我给他们找的却很可能是大麻烦：重则杀头坐牢，轻则丢了饭碗。两者的风险是不对称的。换句话说，我在食物链的上游。

　　价格一年翻一番

　　记者：你接受委托的收费多少？

　　魏武军：去年的价格是，凡是要用车或有危险的，成都本地6000元起，外埠10000元起。今年这个价格涨了一倍。

　　记者：为什么价钱涨得这么厉害？！

　　魏武军：价格是调节供求的杠杆呀。目前我几乎每天要接上百个电话，休息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连续几年都没有休假了，即便如此，我也只能接受十分之一的委托，没办法，分身乏术。

　　此外，调查的开支确实也不少。如果一个委托的收费少于5000元，100%是要亏损的。海外一些同行也跟我探讨过收费问题，很多地方采取的是按小时收费制。我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样一来开出的常常会是十几万的天价，老百姓根本承受不了。

　　有些委托根本就是社会效益。我的委托人中曾经有过一位医学院女教授，结婚20年双方从未红过脸，但有一天丈夫突然提出离婚，因为他在外面"有人"了。那位教授委托我调查那个"第三者"是否还有其他的"勾搭"，想找出点什么来使丈夫回心转意。调查的结果是那个"第三者"没有另外的"猫腻"。女教授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打击，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我在三年时间里几乎与她通了上千小时电话，终于慢慢解开了她的心结。最近听说她在炒楼花，完全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记者：这件委托你不是大亏特亏了？

　　魏武军：是呀。我母亲就得的精神分裂症，当时全中国最好的医生给她诊治，都没有什么效果。我知道怎样才能救那位教授，那就是让她开始恨自己不忠实的丈夫，只有这一个办法。既然知道了，我就得救她。

　　记者：90%的委托你都回绝了，照你这么说，开出20000元的价格还是有价无市。你为什么不多招一些人呢？

　　魏武军：1993年在成都时我登过一个招聘广告，一下子来了400号人，其中不少是退休的公安干警，还有近百位军队退役人员。

　　不过，这400号兼职人员如今只剩下了一位律师。侦探并不是人人可当的，职业道德是第一道门槛，还要有方方面面的素质。说实话，那些退休的公安干警并不很得力，他们都习惯于大兵团作战，习惯于作为专政力量的化身，似乎掏出证件就会把对手吓得坦白交代。我们的调查绝不是那么回事，常常是单车长途跟踪，也没有任何的威权，需要的是低调。

　　如今我们的事务所一共不到10个人，能够独当一面的也就是我一个。我的父亲曾是高级干部，所以我对上层了解得很清楚。我15岁当兵，又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因为士兵大多数都是农民。从军事院校毕业后我又做过记者，拍过影视剧，甚至自己也学过表演。做侦探最重要的就是熟悉三教九流，我有这样的阅历和见识。

　　生意再好我也不会扩大规模，虽然我现在登个招聘广告，来的可能就是成千上万人。侦探在中国毕竟是一种体制外的力量，这股力量的壮大会引起很多人的担心，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全中国至今只有三家私人侦探社，私人侦探是一把双刃剑，被恶势力利用的话后患无穷。我要将这把剑掌握在自己手中。

　　记者：你要甄选自己的委托人，标准又是什么呢？

　　魏武军：第一条标准是合法。我们接受委托调查婚外情时，首先就要核实委托人与调查对象本身有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整个调查所只有我才能与客户联络，由我来把关，因为我不希望自己被他人的恶意利用。

　　第二条标准当然是看委托人能否提供经费和必要的线索。此外，我一般不会接手调查那些已经被惊动了的对象。调查对象一旦警觉，并且采取了反调查手段，我们工作的难度就会增加十倍。

　　记者：你的身份和职业决定了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因为你要保护委托人的隐私，我无法对你说的事例进行核实。那么，万一你是个骗子呢？

　　魏武军：(笑)我没有办法。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只能证明我骗术高超。

　　我在所有向媒体提供的素材中使用的都是假名。以前有个媒体的主编提出过同样的顾虑，他一再要求我提供核实的机会。我考虑了再三，给一位委托人打了个电话，要求他在电话里向那位主编证实。虽然那位委托人当时勉强答应了，但事后很生气，因为我打扰了他重新平静下来的生活。我十分后悔，所以我不会再犯第二次同样的错。我是不是骗子，由你来判断。本刊记者／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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