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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是否受到侵害
5月25日上午8时30分，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庭开庭审理王波、徐辉状告佳木斯市烟草专卖局和稽查大队队长曹德清侵权赔偿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及误工费1.2万元；赔偿“试管婴儿”术前术后的全部费用32万元；赔偿二原告精神抚慰金8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虽然3年前经受过丧子之痛，虽然近两个月来眼泪已流干，法庭上王波仍然无法亲口讲述3月27日她所遭遇的灾难，只好由她的代理人、黑龙江省万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周岘替她陈述发生在3月27日的那场不幸：
2001年3月27日晨，原告王波和本单位司机孙成杰去元宝山公墓为父亲扫墓。9时左右，在返回途中，王波乘坐的车辆行驶到佳市郊区沿江乡东兴村村口时，被告两车突然一前一后拦截原告乘坐的车辆，三台车突然刹车，发出了巨大的声响，险些酿成一起交通事故。是时，被告曹德清从前面车上下来，打开原告王波乘坐的货车右门，说：“检查。”王波问他“空车检查什么？”曹德清蛮横地说：“叫你下来，你就下来，少废话。”说着将原告拽下车，摔倒在地。王波爬起后与其争执，又被被告摔倒。王波起来后，欲用手机给家里打电话，但手机被曹德清抢走。王波上去抢手机，争夺中两人摔倒，曹德清倒在王波身上右膝顶在王波腹部，用手将其按在地上。由于被告曹德清三次将王波摔倒，并用右膝顶其腹部，造成王波子宫大出血。稽查队其他人应王波的请求将其送到佳市妇幼医院救治。经诊断，王波腹中的“试管婴儿”流产。
周岘律师并举出了东兴村村民李连贵、兰海军、武继汤、武宝利的目击证言。证言不仅证明王波与曹德清之间发生过撕扯、王波三次摔倒、曹德清倒下时膝部顶到了王波的腹部；还证明王波被送往医院后，王波的司机孙成杰遭到检查人员围抢。十多分钟后，检查人员抢来车门钥匙，打开货箱，见是空车就悻悻而去。
就此，被告代理人提出反驳意见：作证的农民武继汤不识字，书证是否可靠？证言说：两个人一起倒下，又一起站起来。这不合常理。
接着，被告代理人又举出反证：一份落款为“佳木斯市公安局驻烟草专卖局执勤室”的证言；还有两位当时参加行动的稽查队员出庭作证。这些证人、证言都说：曹和王没有过身体接触，王波是自己倒在地上流产的。
对此，原告代理人周岘说：作证必须是自然人，这是一个法律常识。佳木斯市公安局烟草专卖局执勤室不是自然人，不可就任何事件作证。不能作证，何谈证言？何谈证言的效力？再说，王波被非法拦截受到人身伤害时，7名拦车人中有4人是所谓执勤室的公安人员，原告保留将其追加为被告的权利。
对两位出庭作证的稽查队员，原告代理人说：两位证人是第一被告烟草专卖局的成员，是第二被告稽查队长的部下，他们按照被告的命令，非法拦截正常行驶的车辆、抢夺王波手中的手机……证人与被告间的利害关系显而易见，其证言能有何效力？
王波是否怀有胎儿
还是王波的代理人替她讲述了一段痛苦经历：王波和丈夫都是佳木斯市的个体经营者，丈夫还是市政协委员，原育有一子，本是一个美满的家庭。可三年来不幸接踵而至：1998年9月10日，年已20岁的独子意外身亡。此后夫妇俩想再生一个孩子抚平创伤，却发现王波双侧输卵管阻塞，做疏通手术后半年仍没有怀孕，医院认定王波已不能正常怀孕。正在愁苦万分之际，他们看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关于“试管婴儿”手术的报道，王波夫妇心头燃起希望之火。
他们先到北京北医三院申请，但需排号一年；又去上海红房子医院，也要排很长时间；到沈阳，204医院接受了他们的申请。随后，他们开始了一系列严格的术前准备，其中包括在来月经的24小时内检查夫妻的血、男方的精子成活率、女方造影检查子宫内膜等相关科目，观察是否合乎“试管婴儿”植入术的实施条件。接受检查每次需二十天左右，其中还要用药13天。由于药品昂贵，加上食宿交通等费用，每次约需2万元。从2000年开始，王波夫妇前后去沈阳12次，其中有10次不具备手术条件；1次具备条件，但植入失败。
2001年3月初的检查，证明王波夫妇具备了手术条件。3月5日受精卵在试管里成活；3月7日沈阳204医院的翁宁主任将受精卵成功植入王波子宫；3月23日，佳木斯市中心医院的单克隆HCG检查呈阳性，诊断为：早孕！
王波夫妇笑了，他们终于苦尽甜来。此后的日子，电话里、酒桌上传播的都是王波怀孕的喜讯，收到的都是亲朋衷心的祝愿。然而，幸福与喜悦仅陪伴了他们夫妇4天。3月27日，灾难又降临到王波夫妇头上———王波乘坐的自家货车在公路上正常行驶时遭到佳木斯市烟草专卖局稽查队的非法拦截……
王波受伤后被送往佳木斯市妇幼保健院治疗。据《入院通知单》记载，主要治疗经过是“妊娠5W（5周），试管婴儿移植宫腔20天，先兆流产。”
3月27日11点30分首次病程记录：王波“受精卵植入术后20天，阴道流血2.5小时入院。该患者平素月经周期规律，曾足月自娩一次，1999年5月于我院诊断为‘双侧输卵管阻塞’。今年3月7日于沈阳204医院行‘试管婴儿’即‘受精卵植入术’，术后4天出院。出院后每日两次肌注黄体酮20毫克。3月23日于我市中心医院检查，单克隆HCG（＋），停经期间无阴道流血、流液等反常反应。今日9时与人撕打后阴道流血，湿透裤子，相当于月经量。”
13点30分的病程记录：“尿，早孕试验呈阴性”。“14时许掉块状物进入便池，没捞取到。”
之后的病例记载是，“患者住院后一直有阴道流血、下腹痛，28日做血HCG，低于正常值。”3月28日的《病理检验报告单》（病历号2001104）诊断为“部分内膜组织呈蜕膜样变”。
周岘律师这样总结了王波怀孕的证据链：3月5日受精卵在试管中成活———3月7日受精卵成功植入母体（王波的子宫）———3月23日单克隆HCG检查呈阳性（据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记载：单克隆HCG妊娠化验的准确率在99％以上）。———3月28日病理检验报告诊断“部分内膜组织呈蜕膜样变”。以上证据证明：3月27日王波人身遭侵害前，她已怀孕。
针对原告提供的怀孕证据，被告也有备而答：
1.承认王波接受过“试管婴儿”移植手术，但手术仅有20－30％的成功率。
2.被告代理人没能在医院查到王波3月23日的化验结果单克隆HCG呈阳性的有关记载。
3.某大学法医事务所依据王波3月27日入院后的部分化验和病理标本，做出的鉴定书结论是王波未妊娠。
如此鉴定是否合法
诉辩式审判方式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审判方式。证据的取得首先是程序合法，其次是真实全面；举证不利及质证不能要自负其责。
法庭上，原告出具的“3月23日单克隆HCG成阳性，诊断为：“早孕”的证据由佳木斯市中心医院的挂号单、收款单和化验单原件组成。而被告仅凭一句话：“我们在医院没有查到有关记载”，就想予以否定，原告代理人据理坚决反对。
但原告律师周岘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注意力和更多的反对则是针对那份某大学法医事务所做出的3月27日王波未妊娠的《鉴定书》。
《鉴定书》的第一句话就说：2001年4月5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民检察院技术处某同志送来法医学鉴定一例，委托我等……
“这是一起民事案件，立案前（法院立案时间是4月9日）检察机关的某同志是以何身份介入的？”当庭周律师就提出了质疑。“又是谁在法院立案前委托、批准这次所谓的司法鉴定？”
在一份佳木斯市检察院法医鉴定委托书上，委托单位一栏中填写的是“公安局驻烟草执勤室”；委托人一栏则署了两位执勤室警察的名字；公章是“佳木斯市公安局烟草专卖局卷烟打私打假指挥部”；批准人签字是佳木斯市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
1998年12月12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下称条例）第三十八条：“民事、经济、行政和刑事自诉案件的鉴定由司法机关办案部门决定或由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申请，司法机关办案部门决定，委托司法机关鉴定机构进行。”周律师引用了条例后，提问：“公安局驻烟草执勤室”或“佳木斯市公安局烟草专卖局卷烟打私打假指挥部”，它们谁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它们有何权力做本案的鉴定委托？佳木斯市人民检察院是本案的办案单位？那位副检察长依据什么批准的这次鉴定？而且是去外地的非司法机关鉴定机构做鉴定。
更让人疑惑的是：此次司法鉴定委托人公安局驻烟草执勤室的两位警察和同样也是委托人角色的检察院某检察官却以办案人的身份，在原告和本案的办案单位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从医院调取了王波子宫吸刮术吸出组织的病理切片和相应的病历材料，又以办案人的身份向受托的某大学法医事务所介绍案情，并要求其做出鉴定。该鉴定书第一页倒数第七行有这样一句话：“3月23日在佳市中心医院做HCG单克隆检查，结果为阳性，经办案人员查证，该医院无记载”（编者注：此办案人员非法院办案人员，乃上述自称为办案人员的警察和检察官）。这就引出了更大的问题：谁保证、怎么保证送检的病理切片就是王波的？
王波的律师突出强调，证据的相关性和连续性，也就是所谓的证据链：有3月5日受精卵在试管中的成活；有3月7日受精卵的成功植入；有3月23日准确率近乎百分之百的单克隆HCG化验成阳性的结果。3月27日入院后的诊断、化验以及病理切片都只是后果———流产的后果。因为，从王波被伤害到入院中间相隔了2.5小时，流血已湿透了毛裤；4.5小时后有尿HCG呈阴性的记载；31小时后才做了子宫吸刮手术。所以，3月27日入院后的化验及病理切片都只能是流产后果的证明。
庭审在双方举证、质证后就宣布休庭了。继续开庭的时间另行通知。
有消息说：休庭后，本案合议庭的法官们就开始了对全部证据的认真核查工作。他们去村屯，到医院，赴沈阳；访证人，查证据，讨教医学专家……
但愿天平在事实与法律间能够校正。 本报记者郭毅 本报特约记者毕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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