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马叙生，1988年5月———1991年7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

　　挑战“新闻自由”

　　有影响的南斯拉夫《信使报》于1989年10月14日刊登了一篇介绍西藏的文章，所有关于西藏历史和现实的混帐话，无不包罗其中，诸如“西藏是独立国家”，“中国武装吞并，迫害宗教”，吹捧达赖喇嘛，附图还将邻省的大片土地划入西藏境内……

　　我去联邦外交部交涉。主管官员态度友好，说南政府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但基本口径仍然是“新闻自由”、“无权干预”。当时南的新闻媒体对中国不怎么友好，如何防止《信使报》事件重演，是摆在使馆面前的一个问题。

　　10月底，我在官邸设晚宴招待在贝尔格莱德的南报刊和南通社头面人物，主宾是南最大、最严肃的全国性报刊《战斗报》社长拉卡斯。在席间活跃的讨论中，我把话题引到了《信使报》的反华文章。客人们都认为那篇不好，也有人说因为新闻自由，联邦政府所下的指令也经常挨骂，不必去重视它。我等的就是这个话茬儿，这正是做工作的好机会。

　　我就新闻自由问题谈了看法：任何事务都有界限，新闻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讲良心讲道德，对某些人可能是要求过高，但尊重事实对任何新闻工作者应该是一条起码的要求。《信使报》那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有哪个观点不与事实相违背？用诽谤来损害中国的主权、利益，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最大伤害。

　　这番话是在有来有往的交谈过程中说的，客人们不断附合我的观点。我接着说：“我不知道，那些认为西藏应从中国分裂出来建立独立国家的人们，对科索沃问题持有什么态度？！”

　　此言一出，场上气氛顿时凝固起来，当时，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的独立情绪已很狂热了。

　　还是拉卡斯打破了沉寂。他说，相信在场的同事们对大使的话不会有异议，只可惜《信使报》无人出席晚宴。该报的领导人是他的朋友，他将把马大使的意见转达给《信使报》社长，他相信该报今后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从那以后，《信使报》以及其他报刊均未再登载过那样恶劣的文章。

　　“封杀”达赖

　　1990年8月，南斯拉夫联邦一家报纸有消息说，萨格勒布大学校长舍帕罗夫(后任克罗地亚第一任外长)已向达赖喇嘛发出访问该大学的邀请。闻讯后，国内指示使馆务必阻止达赖访南。

　　身为大使的我立即去联邦外交部，请他们阻止该校长的行为，避免严重事件发生。但得到的却是一个“标准答复”，即该大学是自治体，联邦政府不能干涉，但表示将把中国的立场转达给克罗地亚共和国外交部和该大学。

　　眼看官方渠道不通，只好自己自行解决，我们分析，舍帕罗夫是国际法教授和人权问题专家，在西方有点儿名气。在东欧和南斯拉夫风云变幻时期，他想借助达赖喇嘛这张牌，提高自己在西方的政治地位，为来日的仕途作些铺垫。

　　我从贝尔格莱德驱车200多公里赶到萨格勒布大学，见到舍帕罗夫时，他彬彬有礼但面无笑容，我们交谈了近一小时。正待转到西藏问题，舍帕罗夫插嘴打断我，几十分钟里，他大谈中南关系、中国历史、哲学和革命并介绍了萨大，希望同中国的大学开展交流等，每当我试图扭转话题，均被他若无其事地岔开，谈话开始时他有话在先：一小时后他要去教室授课。于是，我邀请他下午去旅馆喝咖啡。他边收拾讲稿，边说：“我下午有事。如果大使先生愿意，我们还可以再谈一次，中午11点半我在这儿等候。”

　　我和同行的秘书有些莫明其妙：他明知我们为什么找他(他早从政府方面获悉事情的全部原委)，却不让我们说话，那又何必同意会晤呢？想到这儿，我顿有所悟：啊，成了，我们成功了！他既同意会面，就意味着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否则，他会找借口继续推拖不见，至于他回避正题，无非是碍于颜面，不愿在中国大使面前认错罢了。

　　中午11点半，我们按时回到校长办公室，正欲进入，却被女秘书笑吟吟地挡住：“非常抱歉，因为总统召见，校长赶往总统府去了。”我和秘书相视无语。女秘书又说校长本想亲手向马大使赠书，现只好由她代为转交。最后我留了一句话请秘书转达：如有必要，我将再次拜访他———此行是成是败尚难定论，留下这一伏笔，给对方一个我还可能作回头客的暗示。

　　下午我们又去了一趟克罗地亚共和国外交部，重申了我们对达赖喇嘛来访问题的严正态度，并请他们说服萨大取消邀请。在回贝尔格莱德的路上，我们仔细推敲，仍然肯定我们对舍帕罗夫做法的分析，即不正面破题，以同意会晤和友好姿态来表明他对中国方面严正要求的尊重。

　　尽管如此，我内心还是很不踏实，数日后，使馆得到联邦外交部的书面通知说：达赖喇嘛不会来访。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达赖在晚些时候访问了南斯拉夫的邻国，但未进入南斯拉夫。就这样，在双方均无一言涉及主题的外交交涉中，我们成功阻止了达赖破坏中南关系的图谋。(据《环球》)马叙生

　　点击此处发送手机短信将此条新闻推荐给朋友
    订阅手机短信头条新闻每天得新款手机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