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这是新婚姻法第4条所言；“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是新婚姻法第3条的明确规定。但本版6月15日《你插足我家庭，我扒光你衣裳》一文使许多读者感到新婚姻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艰难。昨天，宁波中级法院不公开审理刘某上诉案。

　　此前，刘某告诉记者，她与丈夫黄某婚后关系一直比较好，有个儿子已经10岁。如果没有第三者戚某的插足，他们的夫妻关系是不会破裂的。据刘某说，她于1999年夏天开始发现丈夫黄某与开美容店的戚某有暧昧关系。黄某当时是戚某所在辖区的警长。刘某在多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向有关领导作了反映，慈溪市公安局纪委进行调查后，证实黄某与戚某的关系“非同寻常”，于去年7月24日决定黄某停职检查，9月16日免去其职务。

　　据了解，省妇联每年都有大量的妇女投诉，反映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不幸，但许多都因为缺乏证据而得不到法律的支持。无形当中，这促使了“捉奸”风气的形成。对刘某的行为他们表示理解，但认为她的行动缺少理智，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只有理智才能把握尺度，这个道理谁都懂。但也有读者认为，这个尺度不容易把握，因为“捉奸”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化的、对抗性的行为。他们认为，如果刘某的行为对戚某构成侮辱，她理应受到法律制裁；但反过来说，由于戚某的介入，刘某的婚姻家庭关系遭到破坏，其精神和心理的伤害的程度可能更大，时间可能更长，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只是一个道德问题，有失公平。

　　刘某的代理人、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建民认为，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受害者若要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最难的就是缺乏证据。法律不提倡“捉奸”，但不“捉奸”又很难得到证据。

　　杭州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邓继祥认为，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重婚或有配偶又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这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保护。但就此规定而言，若进入司法程序，一方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指证另一方有过错行为，而有过错方的行为往往是比较隐秘的。无过错方为掌握证据，一般只能采取跟踪“捉奸”的方法，现在也有些人聘用所谓的“私家侦探”，以至这个未得到法律认同的行业悄然升温。他建议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采信证据不要太刻板。有关昨日庭审情况，本报将作后续报道。本报记者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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