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王兆火车站附近的某搬家公司。受读者潘雨的邀请,听他讲述走过人生坎坷的故事,这是一次独特的采访。潘雨是呼兰县二八乡人,今年35岁。1996年他因抢劫、盗窃等被呼兰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带着对往日的忏悔,潘雨开始了沉重的回忆:

　　我曾经有过两次婚姻,我的第一个妻子名叫罗秀波,比我小1岁。她长得虽不算漂亮,但却温柔贤惠。在农村,能娶到这样一个媳妇,正值年轻的我心中充满了喜悦。1986年,我在20岁时结了婚。那些年,呼兰县很多同乡都在外地打工,我从十六七岁起就在哈尔滨市干活。婚后扔下妻子一人在家,我继续到哈尔滨市打工。年轻的妻子一人寂寞,便找个小姑娘陪她在家做伴,她就是我后来娶的第二个妻子刘春红。刘春红小名大红,村里人也管她叫秦大红,因为她姥姥家姓秦,父母离异后,她就与姥姥生活在一起,小小年纪过早地体会到生活的艰辛。那时的我不常回家,因大红比我小9岁,开始只觉得她是个孩子。我虽然在外打工,却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工余时间我与同伴们偷过自行车、摩托车,上街抢过百十元钱,加上我打工很能干,腰包也渐渐鼓了起来。

　　1991年夏季,我利用休息时间探家,猛然发现一直陪伴妻子在家的大红不知何时长大了。正值花季的大红青春靓丽可爱,浑身充满了灵气,我的内心不由得涌起了一阵浪漫的冲动。有了这个想法,便留意这个大红,常常有意回去看她。大红从小就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也从没有过什么人送给她礼物,每当她接到我给她买的小纱巾、新潮服装、皮鞋,欢笑就一直挂在她的脸上,慢慢地我们相爱了。这一切我的妻子都看在眼里,可她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见到我和大红在一起说笑,她也不管,看到我给大红买礼物,她还赞许地点着头,说:“该买,你不在家一直是大红和我做伴,帮我干活。”妻子的大度使我有了进一步接触大红的胆量。终于有一天,我和大红涉入了爱河,偷吃了禁果。

　　当时在我们村里,刚刚二十四五岁的我让一些年轻人很眼热,浑身是力气又一直在哈市打工,家里有两间砖瓦房,日子过得很殷实。可是,大红和我有了那种关系不久,她就怀孕了,她着急地找到我让我想办法。这时我的儿子才1岁半,由于妻子患乙肝,儿子先天患乙肝。我的心里左右为难想不出办法。妻子性格温柔,结婚5年我从没与她红过脸,即使我在外面生了气回家,她也会安慰我消气。可是怀孕的大红对我不依不饶,万般无奈我只好求妻子做出让步,说:“小波,大红怀孕了,咱们离婚吧,否则我就摊事了,求求你,就帮我一次吧。”妻子痛哭了一宿,但善良的她,考虑到我的难处,还是哭着答应了。父母对我的荒唐做法十分生气,几次骂我并且百般劝阻,可一意孤行的我什么也听不进去,白天黑夜想着大红,并且固执地对父母说:“我已经长大成家立业了,我自己的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们管,也不希望你们干涉我!”

　　法院最后判决了离婚,并判决家产一人一半,可伤心欲绝的妻子只带着随身简单的行李、衣服回娘家去了,1岁半的儿子扔给我的父母抚养。

　　从1992年起,我在乌伊岭的汤旺河林场承包了一个采石场,我雇用了9名工人。这里山石林立到处可以采石,为了采集石头,可以用炸药崩,把崩下的大石头再砸成小块,用于建筑施工。当时工地管理较松,炸药、火药随处可见。这时我学会了做火药枪,并用火药枪打死了两条狗给工人煮着吃了。我陆续偷回8包炸药,想日后用来炸鱼。炸药每包是20管,8包就是160管,其威力是很大的。当时我年轻好玩,就悄悄将炸药搬回了家。没想到不久有人对呼兰公安机关举报,我偷回的炸药包全部被收缴,自己制作的火药枪也被没收,被拘留了15天,罚款1000元。

　　由于有了第一次婚姻的经验,在女儿生下不久,我就决定将妻女带到哈尔滨,夫妻两人互相有个照应,又不至于相互牵挂。我们在哈市郊区租了一个房子,把家搬到了哈尔滨,房费每月140元。为了让妻子女儿生活得更好,我每天拼命干活,不管多累,每天只要看见妻子女儿,心里就无比的甜美。然而,随着走进城市,我发现妻子爱美了,也开始讲究起吃穿来,精彩的城市让深居穷乡僻壤的大红目不暇接、喜出望外。1995年春天,大红决定将孩子送回呼兰家中,她不想待在家里,要走出家门赚钱。大红在一个饭店找到了工作,自此,我们夫妻各自忙活,钱挣得多了,日子日渐宽裕,可是我却发现妻子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有一天,我下班后去接大红,没想到在路口竟发现大红坐着摩托车回来。“那人是谁?”我当时心里很诧异。

　　大红跟我解释说:“他啊,是我们一块干活的,顺路捎我一段。”大红满不在乎地又补充说:“你不知道,人家很有钱,还去过国外打工,你看人家自己买的摩托车多好。”听了这些话,我心里虽很不是滋味,却说:“别着急,慢慢我们也会好的。”大红很轻蔑地用鼻子哼了一声说:“那得哪百年哪!”此后晚回家一如既往。

　　1996年的7月的一天,我父亲突然来找我说:“快回去看看吧,大红已经走了。”我当时就蒙了,一口气跑回家,看到大红的衣服都不见了,家中夹在书本里的一万七千元钱也没了踪影。我知道她不但变了心,而且还狠心拿走了我全部血汗钱。1996年的9月3日,怒气冲天的我拎了一把刀,借着酒劲向岳母要人:“她在哪里?我的钱都哪去了?”岳母尽管战战兢兢,却还是指着我说:“大红说你不是好人,大红不能跟你过了。”“我不是好人,她是好人?”我怒目而视,可岳母不跟我多说,赶到派出所,领来民警将我拉走了。次日凌晨两点,我被一阵响动惊醒,呼兰县公安局众多刑警来到我的家中将我抓走,刘春红举报了我,说我“盗窃、抢劫、私自制作火药枪、纵火、私藏炸药……”

　　我确实曾在1990年至1993年做过一些违法的事,没想到难逃法网,更没想到举报我的人会是大红。

　　1996年12月5日,我因纵火、盗窃等罪名,被呼兰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刚刚走进铁窗的我万念俱灰、心寒如铁,想想自己从跟大红好,到离开前妻,直至遭大红抛弃的过程,我恨死了自己。我怎么能为那样一个女人而抛弃那么善良的前妻呢?我用拳头把墙砸得“咚咚”地响,发誓一定要报仇!管教们无数次地与我谈心,给我讲法律知识、讲人生的道理。并严厉地批评我说:“跟谁报仇?你想没想过自己过去都干了些什么,我们是法制社会,哪里能容许你胡来?看来你对自己的罪行还没有认识。”慢慢地,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回忆自己走过的人生路,品味自己的两次婚姻,我最痛悔的是自己太对不起前妻,想到她为了我而委屈离去的情景,我心里就愧疚难当。想想我的所做所为,更对不起为自己哭来喊去的父母和寄养在父母身边的女儿。

　　潘雨说到这时,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他拿出父母的来信,哽咽地念起来:“孩子,爸爸这么大年纪为什么一次次地去看你,你应该明白。做了错事不怕,怕的是自己不认识、继续走错路。爸爸妈妈年纪大了,能跟你几天?我们希望你好好改造,早日回家,重新开始生活……”他说,就是为了父母、为了前妻曾给予我的真爱,我也要加倍努力改造,盼望重获新生。历经4年零2个月,他被减刑10个月出狱了,出狱这天,他找到记者,他想告诉所有的男人,好好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别总是城内看着城外好,看似很美的东西却往往有毒。(本报记者闻礼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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