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黄峥 本报记者 袁玮) 在江宁路美琪大戏院门口，徐家父女俩穿戴整齐，徐丽特意穿上了她最喜欢的印有抽象图案的红外套，在父亲的陪同下，一步一步地挪向警车，向长宁检察院反贪局投案自首。徐父只觉得胸口一阵阵堵得慌，一股浓浓的爱和怨从心底流淌出来，他无法控制内心的情感，一个趔趄晕倒在地……

　　她只属于自己的世界

　　望着眼前的徐丽，你很难把她同贪污30多万元的犯罪事实联系起来。她身高一米六左右，白白净净的脸上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会让你生出一份莫名的怜爱。富有艺术气质的短发略带点棕色，微厚的红唇透着诱人的气息。然而正是这青春动人的女孩被纳入检察机关网上通缉之列。

　　笔者在审讯室里见到她时，面对检察官的讯问，她时而放声哭叫，时而痴狂大笑。“为了追求金钱，为了那份失去的感情，我拿国家的钱玩股票寻刺激，现在坐在这里是罪有应得。”

　　徐父早年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后因“支内”到了广西，回沪后与幼儿园教师王某结为夫妻。徐父现代，洋化，徐母传统，守旧。观念上的差异丝毫没有影响夫妇俩的感情。两人倒也相得益彰，温馨和睦。徐丽性格外向、倔强。她喜欢西洋乐、歌剧、京剧，《贵妃醉酒》、《茶花女》等都是她的最爱。她和母亲很少沟通，因为她无法接受母亲传统教育方式，功课稍稍落后，要挨母亲打，言语略微“出格”，要挨骂，她觉得自己像被套上了紧箍咒，与母亲产生了越来越重的生疏感。不过她和父亲倒是很谈得来，父女俩常在一起听听音乐，谈谈歌剧，令她最惬意的是跟着父亲到美琪大戏院看京剧，然后在回家的路上聊聊。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和父亲的话也少了起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一个‘玻璃人’，我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读高二时，有一件事成为她“自我封闭，缺乏自信”性格的重要因素。向来是数理化尖子的她在一次化学考试中翻了船，以后的化学成绩便越来越糟，后来各门功课成绩都滑坡了。大学梦成了泡影，她在父母的主张下进了某职校读涉外会计专业。

　　她在寂寞中寻找刺激

　　毕业后，徐丽顶替父亲进了上海某有限公司财务科工作，该公司的财务、出纳全由她一人承担，负责保管单位的支票、支票印鉴章等；同时负责出国人员差旅费核销工作。几个月过去了，她对工作的新鲜感荡然无存。喜欢独处的她没有朋友，无聊的时候，她会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里看看书、听听音乐或者独自外出购物。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某银行工作的李某，于是，两心相映，她徜徉在爱的海洋里，他们一起谈工作，谈生活，谈理想，一曲生命交响乐将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此时此刻，徐丽觉得只有李某真正地走进了她的世界。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徐丽自闭又敏感，忽冷忽热的情绪常常使男友不知所措，两人情感从温馨走向崩溃。最终是“玻璃人”徐丽提出分手。

　　她在感情的旋涡里难以自拔。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在审核出国人员王某等人的出国开支帐单。“最近，股市行情很好，我前几天买了1000股股票，昨天抛出……”“赚了多少？”“几套名牌西装。”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极度空虚寂寞的她突然来了兴致，她放下笔，若有所思，盯着手中的出国人员开支登记表足足看了5秒钟后，有了主意。按照规定的操作程序是她凭借出国人员制作的出国费用开支登记表，多余的外币，及有关的出国费用凭证进行审核，然后制作核销表，最后拿着核销表到银行核销，并将多余的外币折算成人民币解回人民币帐户。“如果我偷偷地侵吞这笔多余的美元，不可能有第二人知道的。”于是，她第一次侵吞了出国人员王某交给她的剩余美元。

　　她对金钱贪得无厌

　　第一次得手，她稍稍有点害怕，毕竟是第一次作案，毕竟她拿了不该拿的钱，但是一想到可以炒股票时，她开始想入非非。次日上班，一切都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看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下了班，她兴冲冲来到银行，以个人名义将美元兑换成了人民币后存入自己的股票资金帐户。她全身心地投身股市，炒卖各种股票，赢了就买新股，亏了就拿公家的钱填补。股票的输赢的刺激给她的生活注入了活力。

　　她利用上述方法贪污外币的次数多起来，币种也丰富起来，从1997年初到1998年8月，她先后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出国人员多余的美元、港币、日元等外币折合人民币18万余元。除用于股资外，她还用这笔钱添置了斯特劳斯钢琴，VCD、彩电等，她在享受奢侈的快乐。当然，她也曾想到过收手，想到把股市中赚的钱归还给单位，但是随着亏空的窟窿越来越大，偿还补救的念头一闪而过；她也想到过这样伸手，迟早有一天会东窗事发，身败名裂，但是对金钱的欲望占了上风。

　　她开始变着法贪污公款，擅自开具现金支票，提取现金。从1998年2月至9月，她先后采用上述手法贪污人民币15万余元。

　　她最后选择了自首

　　1998年9月，她被调换岗位。在领导要求她移交工作的那天，她真的怕了，只要一交帐目，贪污公款的罪行暴露无疑。于是她把股票抛掉后带着14万元现金离开上海，她逃到苏州，后又到了南京、杭州等江浙一带。

　　去年10月，她回到了上海，却没有勇气回家。她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了检察机关向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发出的一封公开信，鼓励负案在逃人员投案自首。她给父亲打电话，这是潜逃两年来第一次给父亲通话：“爸爸，我贪污了很多钱，肯定是要吃官司的，家里能帮我退赔吗？”父亲哽咽地说：“你拿了多少？”“大约30多万元吧。”“哎，我们哪来这么多钱，你快回来自首吧，争取政府的宽大。”徐丽放下电话，她最后的防线崩溃了。她割腕自杀，但看到汩汩流淌的鲜血，年轻的她终究下不了“死”的决心，马上止了血，紧接着又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表示要自首。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最近，长宁检察院对涉嫌贪污罪的徐依法提起公诉。当笔者再次见到徐丽，她坦露心扉：“我的一念之差酿成了苦酒，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父母，这是沉痛的教训，我会认罪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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