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加拿大去吧,那是个西方发达国家,工作容易找、生活质量高、住得宽敞、吃得好;那里空气洁净,连自来水都是甜的;那是个移民国家,提倡多元文化,对世界各地的移民来者不拒、兼容并蓄。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大家都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要是不满意,连总理你都可以狠狠地往死里骂,一点脸面都不给……”
我怀着与其他许许多多新移民一样的“企盼”踏上了这块土地。“着陆”20多个月后,我似乎还处于一种游客和新移民之间的尴尬心态,但有两件小事值得一提。
约克大学的几个工会组织———“93xx”,包括大学的外聘教授、助教(就是那些研究生或者高年级学生替老师改改作业试卷的)合起来与校方谈判,要求提高工资、减低暑期学费、增加工作安全感等。
去年5月份,谈判开始。唇枪舌剑半年,还是僵局。为了要校方满足要求,工会扬言罢工,要在学校所有出入口布置纠察线。总共2000来人的组织,大家分工合作,轮流值日,也和上班差不多,在大学所有的出入口架起铁马,以平均5分钟放行一辆车的速度让人们通过。于是乎,整个学校霎时间乱了套。当时那些罢工者口口声声寻求我们的谅解。还对天发誓说,他们是迫于无奈,他们有权争取他们的权利,有权表达不满,有权给校方施加压力,而且,他们的罢工也同时在为我们争取利益。后来,约克大学校长说,这件事情的最终结果是没有赢家,对大家来说都是痛苦的经历。
就在罢工那会儿,12月初的多伦多挺冷的,还下着雨。有一次,我的汽车走在半路上,水温过高,我才发现水箱漏水。只好熄火停车,给车降温。先把车盖打开,让它淋雨。后用一个矿泉水瓶就着路边的排水道取雨水,往发动机上浇。
正在我忙碌着的时候,马路对面一个很黑的“黑姑娘”,年纪不大,冒雨穿过有4条车道的马路,走过来。她告诉我,她家住在马路对面,从窗户里看到我的车坏了,问我是不是要帮忙?
我告诉她,是车子过热,要有水降温。她说了声“好”,转过头就回去了。过不了一会儿,她就提了一桶水过来,我赶忙把水往发动机上倒。一桶水倒完,车还没冷却下来。她二话没说,又回家提水去了。
这时,有一辆小货车停在我的前面。从车上下来一个大块头、满脸胡子的白人。他一过来就问我出了什么问题,还帮我分析,估计是水箱漏水,还问我要不要找拖车……我告诉他,我的修车行比较远,我今天还要赶着去上课。他又问我,要不要先把我送到学校?
那黑姑娘又提水过来时,那大胡子建议把水往水箱里倒,剩下的都浇到发动机上。就在这时,我的车后又停下来一辆更大的货车,从车上跳下来两个像南美人的小伙子,也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还替我把车检查了一下,他们建议我等一会儿把车冷了,上完课后赶快去修。他们还提醒我,修完后千万要把水箱的水倒掉,要不天气再冷一点,水结冰会把水箱弄破的……最后,确信我的车能开了,他们才各自跳上车……
回家后,我就在想,在中国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怎样?会有人把车停下来吗?会这么积极替我提水吗?会淋着冬雨给我出主意吗?会为我上上下下检查吗?会给我这么多的建议吗?我回答不出来……(徐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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