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高胜林，今年47岁。6年前，我突然变得一走路就像喝醉了似的，上医院一查是小脑萎缩。当时我特别害怕，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就指我和爱人工作。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没住院也没声张，继续上班，盼着奇迹能出现，病会自然好了。

　　可是病却越来越重。我当时工作的道里区城管监察中队几位党员看出不对劲，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他们不信，硬把我拉到医院检查。再后来，不管和我是不是一个部门的，也不管和我熟不熟悉的党员同事，就像自己家人得病了似的，四下给我打听哪个医院治这种病治得好，甚至给我找好医院、找好大夫。看我家条件不好，党员们还给我集了资。

　　由于走路和说话都受到影响，从那年10月起，我就不能上班了。后来，单位改成了城管综合执法支队道里大队，原来的同事不少都工作变动了，但无论是原单位的党员同事，还是现单位根本不认识的党员，全都惦记着我。7年来，他们常常来看我，逢年过节不但送来补助和食物，就连毛巾、牙刷这样的小东西都给我想到了。我常感叹：自己得了这病，不能为单位工作了，他们还这么照顾我，这情份，让我们全家都不知道拿什么回报！

　　今年过春节，道里大队的党员又来看我，可能是看我的病没起色，或是觉得春天是发病季节，春节过后，他们特别在省医院找了位医生到我家上门给我检查。医生建议我住院系统治疗一段时间，这些党员同志立即找了车把我拉到医院。怕我家里一时拿不出住院钱，就先给我交了一部分，等我出院时，他们又给我送来两千多块钱的捐款。

　　我住了十几天院，有一天碰到了原来城管监察中队的党员贾东昌，我刚有病时他就帮助过我，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联系，甚至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他本来是到医院看望生病哥哥的，遇上我，非要把带给哥哥的1400元钱资助我看病。我不要，他扔下钱就走。

　　我们全家常说，要是没有党员们的帮助，就我得的这病，不但自己一辈子完了，全家都得拖垮！我时常叮嘱女儿，一定好好学习，长大替我回报共产党的恩情。

　　高胜林口述本报记者鞠红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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