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江城武汉，细雨霏霏。位于繁华商业区内的武汉市中级法院的审判厅显得格外庄严，备受人们关注的 湖北省驻香港窗口企业宜丰实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副厅级干部金鉴培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开庭宣判。审判长代表法庭庄严 宣布：

　　“金鉴培于1997年上半年至1998年8月，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公款55次，共计18836 7500港元，折合人民币1.9亿多元，用于在澳门赌博及个人炒恒生期指，并造成1.4亿港元不能归还等严重后果。金 鉴培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追缴违法所得全部赃款。”

　　金鉴培贪污、挪用公款的数额之大，造成的损失之严重，影响之恶劣，在湖北省乃至全国均属罕见。

　　放松学习势必会在市场经济中迷失方向

　　在湖北省外贸系统，提起金鉴培，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许多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金鉴培可以算得上是 一个“能人”。翻开金鉴培的履历，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这位“能人”的某种印记：

　　1965年10月，尚在某外贸学校读书的金鉴培，因表现较好和外贸工作的需要，被组织上安排提前毕业，来 到某畜产进出口公司任办事员。参加工作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金鉴培也确实以其聪明才干，为外贸事业做了一些有益 的工作。1973年，他开始担任某土畜进出口公司办公室秘书，1975年入党；1980年4月后历任某厅办公室秘书、 副科长、科长、副主任、主任。在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使金鉴培走出了机关工作的圈子，被外派到 “东方明珠”香港。1989年，由于当时的宜丰公司有关人员违反国家规定，擅自炒作外汇亏损数千万美元，公司的主要负 责人或出逃在外或被免职。作为具体管理海外企业的办公室主任，金鉴培代表组织参与了对宜丰公司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处理。 调查工作结束后，组织上便安排金鉴培接手管理宜丰公司，先是任常务副总经理，1990年6月正式就任总经理。

　　接下来的几年内，金鉴培也似乎力图不辜负组织的期望，他与宜丰公司的员工们一起，为抚平公司原有的“伤口 ”，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扩大公司的影响，作出了种种努力。他先是从省内筹措一些资金，带到公司后开展新的业务，在“ 威灵顿广场”交易中赚得一些利润，振奋了公司的士气；接着又奔波于国内外有关银行，实现了公司的债务重组；与此同时， 公司还积极努力促成了鄂港两地高级官员的互访，为省内商品的出口和为两地经济交流牵线搭桥。对于金鉴培所做出的成绩， 组织上曾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然而，在常驻港岛的数年里，金鉴培却忽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理论学习和主观世界的改造。他或是 因为“工作繁忙”，或是因为学习资料不齐备，或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影响，甚或认为自己的素质已经很高，不需再多学习。渐 渐地，金鉴培对如何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对如何正确发挥一名领导干部的作用有些迷惘。相反，对赌博渐渐痴迷起来。

　　说起金鉴培的赌博，最先是从玩麻将开始的。

　　金鉴培玩麻将时，不仅经常“带彩”，而且赌注还很大，动辄以百元、千元计。当组织上了解到他的这一毛病后 ，曾经善意地和他谈过话，要求他及时改掉这一劣习。但是，金鉴培却不以为然。有时碰到出国的有关领导路过香港时，金鉴 培也能“克制”一下不去搞这类活动，但等客人一走，他们又重操旧业，继续着他们的“游戏”。

　　“小节有亏，大节难保”。金鉴培不仅不把玩麻将“带彩”当回事，而且不久又开始向往更为“正规”、更为刺 激的赌博。于是，逢上节假日，他便“不辞劳苦”，由香港到澳门，频频光顾澳门的赌场。

　　无视党纪国法将自己推到犯罪的深渊

　　1995年夏天，宜丰公司下属某公司负责人约请金鉴培赴澳门，前来接待他们的是一位颇有风姿的女士--李 某。在文华东方大酒店安顿好住房后，李某慷慨地塞给金鉴培3万元港币，要他到赌场去“放松放松”。金鉴培也不推辞，接 到钱后即赴赌场。或许是因为这天“运气好”，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反正一场赌局下来，金鉴培不仅没亏本，反而赢得 了数千元港币。

　　金鉴培笑逐颜开。此时的他，既有赌博赚钱后的兴奋，又有对李女士盛情的感激。他当即约请李女士一起共进晚 餐，并将3万元本钱如数奉还。从此以后，金鉴培入澳门、赴美国，抑或在香港，李女士经常联袂而行或一赌为快，或搓麻将 取乐。

　　然而，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位在上海出生，随后赴澳门定居的李女士，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在澳门 ，认识她的许多人都背地里称她为“捞女”（为赌场寻找赌客的女士、小姐）。可金鉴培对此却浑然不觉，不可救药地成为这 位“捞女”的“网中之鱼”了。

　　1997年2月3日，李女士把金鉴培介绍给澳门文华东方大酒店二楼赌场的放码人曾某。这次的“认识”成为 金赌博路上又一重要阶段的开始，成为金鉴培由小赌到大赌，并由公款支付赌债的转折点。曾某第一次给他放码37万港元。 金鉴培本想大赢一场，但是，从这时起，“幸运之神”再未降临。转眼之间，高高堆起的赌码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金鉴培把这 笔钱输光以后，曾某在他回港的第二天便找其还款，金此时已无分文，便开始打起了公款的主意--指令宜丰公司财务部经理 从公司开了张37万港币的支票给了曾某。到1997年4月14日，金鉴培再次找到曾某，赊码40万元又输了个精光。两 天后，金鉴培只得又以私人借款为由从其他公司开出支票支付赌债。

　　如果说在这之前金鉴培是不得已以公款支付赌债的话，那么在这之后，他就是“自觉地”拿巨额公款去赌了。他 觉得，只要自己能赢上几把，就有可能把以前的损失全部补回来。正在此时，在曾经给宜丰公司房屋搞过装修的香港鸿业装饰 有限公司经理刘某的撮合下，他结识了澳门鸿福赌场掌握着每次500万港币额度的放码人伍某。这时的他，试图侥幸取胜的 信念占据了整个心胸--他准备大干一场了。

　　从1997年5月6日走进澳门鸿福贵宾厅赌场大门的那一刻起，金鉴培每隔几天就要来此搏杀一番，大量的公 款犹如江水流进大海一般。我们不妨看一看1997年短短数月内金鉴培贪污、挪用公款支付赌款的记录：

　　5月6日，300万港元；

　　5月26日，270万港元；

　　6月2日，250万港元；

　　7月4日，600万港元；

　　7月15日，800万港元；

　　8月8日，600万港元；

　　8月20日，400万港元；

　　9月24日，300万港元；

　　9月26日，300万港元；

　　10月3日，181万港元；

　　10月4日，244万港元；

　　10月8日，100万港元；

　　10月9日，300万港元……

　　金鉴培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屡赌屡败，屡败屡赌。虽然这时他也感到害怕，怕别人看见他在赌博，怕组织上了解 真相后追究他的法纪责任，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赌博的恶习，没能放弃以其一搏挽回损失的“信念”。

　　在这以后，金鉴培近乎疯狂地进行豪赌。他在某帮会老大的“指点”下，“进驻”澳门葡京赌场的“万豪厅”， 结识了放码更为“大方”的杨经理；在李女士的再次引荐下，认识了又一放码人“萧先生”，奔赴于名号颇有王者气派的“帝 王赌厅”。从此，金鉴培赌博的钱额再上一个台阶，每次500万、700万是“家常便饭”。他曾经两天之内输掉千余万， 曾经在船上一日赌掉百万美金。从1997年初到其案发的1998年8月初，金鉴培挪用公款进行了数十次赌博。他把宜丰 公司的钱赌光了，又把手伸向荆丰、辉记、谦宏等公司。昔日颇有生机的企业，被他折腾得奄奄一息。

　　在澳门进行疯狂赌博的同时，金鉴培又开辟了一个搏杀的战场--用公款炒作恒生期指。本来，在金鉴培赴港之 初，省里有关领导曾经告诫过他，要他汲取宜丰公司以前的教训，不要再涉足炒作外汇之类。然而，此时的金鉴培已近疯狂， 他不仅忘记了这些教训和告诫，赌徒心理导致他明知前有深渊，却又丧失理智地冲向前。后经查证，从1997年上半年至1 998年8月，金鉴培共贪污、挪用公款用于个人炒恒生期指十余次数千万港元。期指炒作也没有达到金鉴培预期的目的，反 而亏损两三千万港元。

　　短短的两年中，高达188367500港元的公款被贪污、挪用，被金鉴培用来进行非法活动和高风险投资， 而直至案发前，尚有143567500港元未能归还--也就是永远不会归还了！

　　一度起死回生的宜丰公司再次陷入绝境。无奈之下，公司只得走上了最后一条路--申请破产。1999年1月 13日，当清盘师进驻宜丰实业有限公司时，公司的全体员工深感悲戚，同时也更加深了对金鉴培的切齿痛恨！清盘的初步结 论是：宜丰实业有限公司资不抵债高达数亿港元！

　　案发后，金鉴培在组织的教育下，也开始悔过。

　　然而，这样的悔过太迟了！

　　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现在看来，金鉴培肆无忌惮地贪污、挪用公款进行赌博和炒期指，是利用了“上级管不着，同级管不了，下级不 敢管”的特殊地位，利用了宜丰公司组织结构不完备、监督机制不健全的这一“真空”。

　　宜丰实业有限公司，虽有有限责任公司之名，却无有限公司之实--公司只有金鉴培及另一副总经理任常务董事 ，公司连名义上的董事会都没有，也没有董事长，更谈不上设立监事会了，是超乎寻常的总经理负责制。在宜丰，金鉴培实际 上既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者，又是国有资产的经营者，公司的资金调用方向和额度，他是可以说了算的。如此“宽松”的环境， 为金鉴培不受多少阻力地贪污、挪用公款进行赌博提供了便利。

　　1992年8月，金鉴培由一名处级干部提拔为副厅级干部以后，就不怎么情愿接受主管单位的管束了。以前， 主管单位每年要求宜丰公司报告经营情况，填写有关报表，他还能--遵照执行，而从这以后，这样的报告、报表几乎没有了 。有关部门制定的《海外贸易企业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种种制度，对金鉴培来说，也没有多少约束力。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宜丰公司内部对金鉴培的约束更是微乎其微。

　　按照规定，宜丰公司凡投资3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逐级向上报批；使用较大额度资金时实行联签制度。 所谓联签制度，即凡有大额资金使用时，由A组和B组人员各一人签字，支票才能生效。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B组人员根本 监督制约不了金鉴培调用公司资金。1997年11月6日，金鉴培个人炒期指出现亏损，需要800万港币补仓，于是他把 手伸向荆丰公司。当时荆丰的会计人员说联签的另一负责人不在香港，仅有的一笔存款取不出来。金鉴培却当即表示“我是联 签一方，我签上，另一方由我模仿他的笔迹代签”。这样，金用不正当手段将荆丰的千万元存单送入银行作抵押，从银行透支 800万元用于个人期指的补仓。

　　在金鉴培主管宜丰公司期间，有关部门只在1996年对该公司进行过一次审计，而在此之后，均未再进行过有 效的审计；对于宜丰公司未能按时上报的报表和情况报告，有关部门也未能及时加以督促。正因为诸如此类的教育、管理不够 及时、不够到位，因而也给金鉴培违法犯罪留下了可乘之机。

　　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无论是对党政机关的领导，还是对企业大大小小的“老总”们，都是时时 刻刻应该牢记的警示。而对于长驻海外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一警示似乎有着更为紧迫、更为直接的意义。 本报记者 郭清君 通讯员 许绍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