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罗”盯着我们骂“记者瞎写”究竟何意，我们已顾不上理会。只能是以攻代守：“你说能赚多少多少，又说 我们做不了，那我们这一趟白来了？你也白讲了？”

　　“小罗”作思考状，然后一挥手：“既然方局长介绍你们来，也算我们有缘份。这样，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现在山里有一批货，德国马克，要出点小钱去把它弄到广州来。你们就出这笔钱……一箱是五个亿，你们先出30万。”

　　“分红以后这笔钱还不还？”

　　“一分红，你们还在乎这30万？唉，你们怎么这么小气，我们原先谁没有出过上百万？”

　　看来，前面讲的无数钞票都是香喷喷的诱饵，现在终于开始钓鱼了。

　　偏偏他们面前的“鱼”不肯乖乖上钩。“30万全部我们出？这不公平。”

　　舌战的结果，是价码变魔术一般从30万降到了3000元。我们表示要向“老板”汇报再拍板。

　　不料，当晚CALL我们的，竟是那个不相识却被我们借用了名义的“方局长”！

　　这令我们吃惊不小。想不到这人竟近在咫尺！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CALL机号码？最大的可能，是“大校”那 伙人给他的。他们随时在密切联系！此时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就像背后藏着黑洞洞的枪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喷出索命 的子弹。

　　“方局长”提出，次日上午在城市边缘某大街的某宾馆见面。此前“小罗”曾“提醒”我们：这条大街上有不少 人在搞老票，那都是假的。“方局长”怎么挑这么个地方？

　　我们做好了准备：手机藏在身上随时可拨“110”，所有能表明真实身份的证件、名片等物品一概“清场”。 微型录音机已放在合适的地方，它将不露形迹地录下这次“见面”的全过程。

　　眼前出现的男人，矮，瘦，塌肩，含背，穿一件旧夹克衫---全看不出曾被人前呼后拥的局长气派。

　　这人并不进宾馆，而是带着我们找到一处小食店：“这里好，坐一坐不用给钱。”

　　不出所料，“方局长”开口就盘问我们怎么会知道他。我们把对付“涂大校”那一套重演一遍。“方局长”这才 自我介绍。

　　从工作证看，“方局长”是湖南某地区某局的副局长，他说管着一堆“三产”公司，到俄罗斯做过大生意，现长 驻广州帮单位揽工程。从照片看，他曾是海军军官，他自称当过基地政委。

　　“方局长”说，几年前刚听人说起“老票”，他也不信。后来有人告诉他，这事《人民日报》都登过。他又到北 京打听，见了些在京工作的老战友老乡亲，还找了部一级的领导同志，又找了前国家领导人的亲戚，都说“老票”确有其事。

　　“方局长”打开一个小小的通讯簿，一一念出上述要人的电话号码，以证明他的关系决非假冒伪劣：“你们要做 老票，就要跟我做，我绝对不会骗人。跟我做事的人都知道我的。”他从空烟盒里撕出内包装纸，摊开，在上面列出算式算起 来。包装纸写满了，我们却一点没看出究竟能发多大一笔财。而“局长”不再写，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扔在桌上，看了几眼又小 心拈起，塞进空烟盒，再推到桌边。他约我们到他住处接着谈。

　　他的“公司”在哪里？他们一伙人“搞老票”的“据点”又在哪里？这个“局长”到底是什么人？眼前的一切令 疑云越来越浓。本报记者陈朝旋　姚之坦